亨利·戴维·梭罗出生于1817年7月12日，是美国作家、哲学家，超验主义代表人物。2017年，为了纪念梭罗200周年诞辰，《美国科学家》杂志书评编辑黛安娜·廷布林（Dianne Timblin）女士对话4位对梭罗有着深入研究的图书作者，探讨身为博物学家的梭罗不为人知的一面。
丹尼尔·瑞肯森（Daniel Ricketson）的素描作品：梭罗。1854年他们初次相见，梭罗并不像瑞肯森想象中的肥硕壮实，这让他很意外
参与这次对话的4位图书作者分别是：理查德·希金斯（Richard Higgins），《梭罗与树木之语言》（Thoreau and the Language of Trees）一书作者，该书摘录了梭罗著作的100个选段，从中探讨梭罗关于树木的知识以及与树木的联系。理查德·普林马克（Richard B.Primack），自然保护生物学家，他的作品《瓦尔登湖变暖：气候变化来到梭罗森林》（Walden Warming:Climate Change Comes to Thoreau’s Woods）对生态学家、气候科学家和环境史学家均有重要价值。地质学家罗伯特·索尔森（Robert M.Thorson），其新书《船夫》（The Boatman）探讨了康科德河对梭罗至关重要的影响，尤其强调了工业化侵蚀如何触发了梭罗的思想嬗变。劳拉·沃尔斯（Laura Dassow Walls），英语文学教授，数十年来专注于梳理梭罗的图书档案，挖掘梭罗的生活细节，她的新书《亨利·戴维·梭罗的一生》（Henry David Thoreau:A Life）与读者分享了她对梭罗独到的分析与见解。
问：诸位从不同角度研究博物学家梭罗，我想知道你们研究的初衷是什么？普林马克博士，您在《瓦尔登湖变暖》一书中写道，梭罗记录的环境数据对您在马萨诸塞州康科德地区的生态研究至关重要，请谈谈您的感想。
普林马克：通过梭罗19世纪50年代对自然的观察与现代观察的对照，可以为气候变化对动植物的影响提供有力证据。梭罗曾连续8年每日详细观察并记录数据，这些数据清楚地证实了这一转变，即现今植物开花展叶的时间比160年前提早了两周。
我们还发现这种提前是春季气温上升，而不是降雨、土地利用方式变化等其他因素引起的。梭罗的观察也帮助我们证实了鸟类对气候变暖的反应并不敏感，它们每个春季迁徙抵达瓦尔登湖的日期变化不大。我在《瓦尔登湖变暖》一书中讨论了气候变化的可能影响，特别是植物、鸟类以及鸟类所食昆虫这三者之间季节性生态失配的后果。
梭罗心爱的望远镜对于他作为博物学家的工作是必备的。沃尔斯博士在她的作品《亨利·戴维·梭罗的一生》中提到，1854年3月15日，梭罗考虑再三，用8美元买下了望远镜，从此以后他便一直将望远镜带在身边
同时，通过此书我想传达更多梭罗《瓦尔登湖》的核心理念：简单生活的原则、仔细观察自然的重要性以及选择政治立场必备的道德理性。这些观念如今听来依旧中肯，为我们应对正在发生的全球气候变化危机提供指引。
问：沃尔斯博士，您在撰写《亨利·戴维·梭罗的一生》前，已经出版了许多关于梭罗的作品，那这本传记又有哪些独到之处呢？
沃尔斯：我关于梭罗的早期作品讨论的是“梭罗与科学”，当时在写作过程中我还分出了部分素材，写了一本关于“爱默生与科学”的书。因此，人们就认定我的专攻领域是“某某与科学”研究。但是，我从未认为科学是一个独立地带，远离文学、文化、宗教和社会改革等等。我以一个人文学者的视角走近科学，在我所有的作品中，我都试图表明：我所关注的主人公（梭罗、爱默生、洪堡）无一不是将自然科学加以整合来达成人生和思想丰富完满的。
遗憾的是，除了生态批判领域，大多数主流人文学者坚持将文学与科学分离或者对科学浅尝辄止。尽管我就此进行了诸多探讨，但对于人文研究的影响依然微不足道。因此，我撰写《亨利·戴维·梭罗的一生》的其中一个目标便是尽可能将他的科学成就融入他丰富的人生，以表明他扮演的文学家、社会改革家和科学家的多重角色在其思维和生活方式中是不可分割的。科学不应该被区别对待，正如洪堡所言，人类对于大自然、对于宇宙而言从来都不是孤立的，我认为这个隐含的假定应当体现在每一部文学作品中。
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具体的目标，我以冰川融化作为这部传记的开篇是想表明梭罗的研究是深深扎根于地方的，不了解梭罗的所在就难以理解梭罗以及他的思想。梭罗本人也对了解他所处的地域如何一路走来有着深深的渴望。因此，我们透过梭罗所在地区的地质史和自然志，才有机会加深理解梭罗是如何认识自己的。
问：没错，理解梭罗所在的地域环境对理解梭罗本人至关重要。希金斯先生，请您谈谈在《梭罗与树木之语言》一书中，您是如何深挖梭罗对树木的观察和酷爱来证明了一点的。
希金斯：首先，梭罗关于树木的独特创见深邃而有力，这一点被很多人忽略了。他对树木的涉猎、关于树木的作品非常广泛，同时这对我也是一个挑战：如何写一本关于树木的书，不仅仅只是纲要或者编目。梭罗在森林动力学领域的开创性研究都被撰写过了，如大卫·福斯特（David Foster）的《梭罗乡村》（Thoreau Country），因此我想要挖掘一些新的东西。为了保证作品聚焦梭罗的心路历程，而不只是分析他对树木的看法，我决定围绕5个方面来组织作品，展现梭罗对树木的体验：他的所见、所感、智识、诗意沉思和精神气质。我希望读者在某种程度上如梭罗一般感知树木。写作对我本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希望读者也从中体会到。
梭罗的个人体验带来的好奇、惊叹，甚至敬畏让我们更加领会到了“人树一体”。梭罗经常有这样的感悟，在研究复杂的大型植物时，他将它们视为大自然不同寻常、形态各异的美景，象征着精神和真理。尽管他作为博物学家的敏锐观察并没有让他的森林动力学受到更多的关注，但我选择将重点放在挖掘梭罗对树木的个人感知以及树木为梭罗身为诗人、作家、哲学家带来的多重体验上。
马萨诸塞州康科德的一颗榆树，栽种于1858年。这棵树生长在1856年被砍伐的榆树所在的同一地点。梭罗在日记中记录了砍伐带给他的痛苦
我希望通过梭罗的语录和一些影像来复原梭罗眼中的树木，因此我尽可能用词直接并保持原创，而把一些文学及科学文献都放在注解里。此外，我希望展现梭罗对有些树木的独特、出乎预料的情感响应，因为我发现梭罗对大自然的领悟在于他对特定细节的关注。书中有一些有趣的章节，如梭罗对白松的热爱、康科德榆树被砍伐的故事、古老橡树林、雪中树景带来的喜悦以及惊人的航海中的树木意象等。
问：索尔森博士，请您谈谈您的新书《船夫》如何探讨了康科德河对梭罗的影响。
索尔森：14年前，梭罗故乡马萨诸塞州康科德的公共图书馆特藏馆馆长莱斯利·威尔森（Leslie Perrin Wilson）给我看了一张超过7英尺长的匿名地图，并问我：“你看看能派什么用场？”之后的12年里，虽然我做着各种研究，但馆长的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直到2014年，我完成了《瓦尔登湖岸》（Walden’s Shore），这本书讲述梭罗文学巨著中的物理科学。之后我又开展了梭罗的河流年代学研究，这时我才真正能够回答莱斯利馆长当时的问题。莱斯利馆长展示的神秘地图成为我对梭罗未发表的1859至1860年河流工程方案研究的罗塞塔石碑。当时美国正在争议是否拆除大坝（争议历时4年，消除了4项州法），所以这个河流工程方案是秘密进行的。然而，河流工程的研究成果惊人。在这卷地图中有详细的渠道形态、数百次测探、7个不同河段和44个调查梯度的详细资料。这张图集合了梭罗一生对故乡最大的地形康科德河特征的调查研究，我认为这片地域对梭罗一生影响深刻。
我希望从梭罗的神秘地图里汲取养料，当然还有其他5个原始文件，重建梭罗作为船夫及河流科学先驱的生活。这5个文件是：1862年的工程报告，拥有3.5万个数据点；1860年一个特别立法委员会的报告；未发表的梭罗手记；未发表的《桥梁统计》以及梭罗的一些私人论文。值得注意的是，梭罗河流课题中的定量细节在1906年出版时从他的论文中被删除，让这位天才河流科学家在20世纪封圣时不幸被埋没。《船夫》终于将梭罗对河流的热爱和天赋重新昭告天下。
问：沃尔斯博士，如您之前所说，文学文献有其局限性，忽视了梭罗在科学领域获得的成就。多年来，您通过探索梭罗博物学成果开创了更加立体的视角，并证明了这一视角对梭罗的哲学及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您是如何理解这样一位从根本上来说跨学科的人物呢？
沃尔斯：想要理解梭罗这位跨学科的人物，首先要认识到科学、技术、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以及艺术都是融会贯通的。这并不只是抽象概念，而是体现在特定的问题和研究上的。如果我们可以真正理解梭罗是如何完成这幅拼图并赋予它意义的，深刻体会其中的美妙，我们也许能够在这个新世界里学着去整体性地看待万物，将不同学科加入交换节点，而不是简单割裂。
阿萨贝特河为附近的一个工厂供电。索尔森提到，阿萨贝特河是梭罗最喜爱的一条河，尽管它是区域里被破坏最严重的
其实在我学着成为生态学者时，我便开始思考梭罗。他的日记特别让我着迷，它们证明了一个人可以全方位地真正地活在这个世界上――行走、关注、永远充满好奇，这些都是更充实活着的方式。梭罗的后期作品保持着创作活力，惊心动魄。深掘那些吸引他的问题，他的写作也越来越好，体现出一个更独特的“梭罗”。雅克布·布罗诺夫斯基（Jacob Bronowski）曾写道，创造力是两个事物出现了从未被尝试过的深度连接。梭罗每天都在寻找这种连接，这成为他的人生课题――作为一个作家，寻找“世界万物通用的语言”与大自然的深层连接。然而，大自然对于梭罗来说足够庞大，它包含了人类，例如梭罗通过文学、哲学以及最重要的观察来深入研究的那些人。梭罗也许对人类缺乏共鸣，但却对大自然感同身受――狐狸、旱獭、鹰、山雀、松树和苹果树――他和它们心意相通，令人惊叹。
这意味着梭罗并不是死守着“客观”信条的科学家，他认为人类的感觉与情感流露都是认知的一部分。正如洪堡所说的，物理现象只是宇宙的一部分。梭罗的世界观促使他不断寻找事物间的联系，就如他总是对某事物与他个人之间的联系感到着迷，他认为科学家仅仅专注于客观事实而忽略了两者之间的联系是不应该的。因此，梭罗关注各种各样事物之间的联系――乌龟蛋与蛋孵化时地球温度的关系，鸟类与它们选择筑巢材料的关系――这样的问题层出不穷。
梭罗活跃的好奇心是他伟大创作的源泉，他的思维是连贯的，所有知识都是贯通的。梭罗非常善于运用身体的每一个感官，例如他注意到某一种植物摸上去是凉的，而它掉落的枯叶却是温热的。梭罗不只注意到了“事实”，而是从这成千上万的观察中提炼出更深层的内容，他就像个永远充满好奇心的孩子，对知识的渴望同样也表达了他对美好事物的欣赏及感恩。梭罗对机器非常着迷，他是一位出色的发明家，他发明的石墨研磨机为家族带来了财富。他深信，每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应该明白铁路机车的运作原理，并可以修理好它。
在梭罗眼中，从发问发动机运作原理，到发问森林、河流乃至民主如何运作并不是一个大的跨越。他知道得越多，他眼中的宇宙就越广阔越有趣，他热衷于分享他的知识，希望他的读者和学生也为这些知识感到着迷。
学习事物运动的原理和意义使梭罗的思想在各个领域碰撞，今天我们称之为“学科”交叉。梭罗也是一位人类学家，他对政治和社会的运转充满好奇，当美国科学促进会询问梭罗的专攻领域时，他的回答是“阿尔冈昆印第安人在与文明社会接触前的礼仪习俗”。梭罗通过研究历史开始每一项研究，他不认为美洲原住民的前科学是无知的，因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代表他们的知识渊博；他没有因为时间的久远便给早期的博物学家打上“过期”的标签。梭罗研究达尔文时，也是他人生最活跃的一个时期，他重读16世纪草药师的作品，以了解达尔文与祖先的关系。梭罗又是一名文学艺术家，他从一开始便注定要成为一位诗人，一生始终保持着对语言的敏锐。他不仅仅是一位好作家，更是一位伟大的科学作家。令人遗憾的是梭罗英年早逝，如果梭罗能多活20年，我们便能有幸看到他如何将不同的学科和谐一致的编织在一起。
追随梭罗，研究员萨拉·拉斯伯恩（Sarah Rathbone）在马萨诸塞州康科德区域进行物候研究。她正在研究一种叫毛洋槐（Robinia hispida）的植物
问：我非常好奇，转变视角对科学家意味着什么？梭罗对科学有什么影响？科学家又能从梭罗身上学到什么？
希金斯：从现实意义来说，普林马克等科学家正通过梭罗详细的物候记录来研究气候变化对植物开花和对鸟类迁徙时间的影响。过去25年中，学者们不断挖掘梭罗遗留下却还来不及整理的丰富的康科德区域植物观察数据。因为发表时这些数据被删除了，所以学者们需要一些时间来还原。林业领域同样忽略了梭罗发表的关于演替和树木年代学的成果，因为他们不相信一位超验主义者的观察。
尽管重新收集这些知识很重要，但科学家更应该培养的是梭罗的思考方式。当梭罗试图去了解大自然，他深信严格定量与“微观视野”有局限性，不足以看到整个大自然甚至是大自然的影子。梭罗重视科学，但他总是将博物学家的精确观察与美学和哲学的视野、观念相结合。梭罗看到了树的知识，更看到了树的精神，如此看世界是多么美好啊！
索尔森：首先，梭罗给我们树立了典范：在一个思想体系中，科学“发展知识”的目标与人文“意义建构”的目标可以恰到好处地平等共存。19世纪后，科学专业化将这两个目标分割开了。我们应该记住梭罗时代提出的“科学家”一词，它是文化元素，也是对应“艺术家”的一个标签。
其次，科学家能够回顾并体会到梭罗被好奇驱使，没有资金支持的研究也能满足他对知识渴望的喜悦。梭罗在1851年秋天写道：这河流多蜿蜒曲折啊！我迫不及待想要开始这“蜿蜒”的研究了！通过实地观察以及过人的天资，来年春天梭罗便发现了螺旋形流动定律。这是另一个梭罗，不是那个被熟知的文学家、哲学家、政治家的梭罗。
梭罗被定义为科学家的第3个原因是他给我们留下了出色的历史数据集。他最显著的成果是关于植物物候、动物学以及大自然物理变化的数据集。我最近的一本书附有梭罗收集分析的知识库，里面提供了至今所有变化的历史基准。梭罗的数据包括了宽度、深度、形状、曲率、速度、排量、迁徙率以及在洪水季和基准时期水流的温度。
普林马克：梭罗证明了我们可以通过科学观察来理解大自然，每天如此，并多年坚持。梭罗对大自然的观察和记录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研究气候变化的模型。他拥有的最高级的仪器只是一个温度计，却系统地记录了观察的科学数据。如今，服务于“国家物候网”“爆芽工程”“一路向北”以及eBird等网上数据库的数以万计的研究者都有着梭罗式的仔细观察习惯。如果科学家可以通过应用梭罗的实践及领悟来证明博物学者观察的力量，将会鼓舞更多人去观察记录他们周围的自然环境，加入研究者的行列，更积极地参与保护我们的自然环境。
资料来源Amercian Scientist
责任编辑 彦 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