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杰·旁遮比博士是波士顿“余迈健康”执行董事、总经理。旁遮比博士的公益项目旨在训练成千上万社区医疗健康工作者为利比里亚偏远社区服务
36岁的拉杰·旁遮比（Raj Panjabi）博士是“余迈健康”的共同发起者与执行董事，是为利比里亚偏远地区提供医疗健康服务的慈善家。
2017年上半年，就职于哈佛医学院的旁遮比博士获得了授予社会企业家的斯科尔奖和TED大奖，奖金分别高达125万和100万美元。而旁遮比教授目前正计划将这些奖金用于资助利比里亚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社区健康工作者的培训工作。
《纽约时报》记者在波士顿办事处对旁遮比博士进行了长达3小时的采访，以下为采访对话整理后的文稿。
问：为什么要取名为余迈健康（Last Mile Health）？
答：这世界上有数十亿人民，他们居住的地区离医疗健康服务机构如此遥远，以至于会让他们因一些并不致死的疾病丧命。这些人居住在封闭的小村庄里，那里鲜有医生或护士到访。他们所在之处在医疗保险系统覆盖范畴的边缘。在利比里亚，我曾到访过一些地区，那里的人们需要花两天时间才能走到一个诊所。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与利比里亚政府合作建立起了一种范式，雇佣这些村庄里的非医疗行业专业人员作为社区医疗工作者。我们训练他们掌握近30种急救操作，给他们配备急救背包，包中装有药品和能与诊所护士联络的智能手机。这些医疗与急救专家们通过智能手机指导和训练这些非专业社区医疗工作者。
问：是什么原因让此举（成立余迈健康）如此重要？
答：首要原因有关伦理：为什么要有人因其他人并不会因此丧命的疾病而失去生命？
当然还有经济和安全的原因。事实证明在乡村地区医疗健康服务的盲点将会成为疾病暴发的热点。2013到2014年肆虐全球的埃博拉病毒就起源于几内亚一个闭塞地区。首例患者是一名叫爱弥儿（Emile）的男孩儿。
埃博拉蔓延得非常迅速，并且因为早期患者处于医疗健康服务系统覆盖区域之外而迟迟未被发现。3个月之内，疾病就突破城乡边界蔓延至城市。在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我们有11000人因此丧命。
问：你提到“我们”――你是非洲人吗？
答：我是在利比里亚的首都蒙罗维亚出生的，但并不是利比里亚公民，我父母都是印度人。当我9岁的时候，内战爆发，查理斯·泰勒（Charles Taylor）反叛军向蒙罗维亚进攻，一些外国大使馆组织了飞机进行撤离。我母亲让我打好包，抵达机场时我看到外国公民与利比里亚人被分开了，我们获准登上驶离的航班，而利比里亚人却不行。我和我的家人被塞进了一架老式军用飞机的货仓里，舱门打开，我可以透过舱门看到那些被留下的利比里亚人试图登机以逃离这个国家，其中还有一些军人。
那些人被留在柏油碎石跑道上的画面让我终生难忘。
问：那你们一家后来去了哪里呢？
答：我们首先去了塞拉利昂，最终在北卡罗来纳州海波因特高点镇定居下来，在那儿，一个家庭接纳了我们。我和我的姐姐像普通的美国青少年一样在那儿长大，后来我上了北卡罗来纳大学，当时我的未来规划是大学毕业之后读医学院、然后回高点镇行医。
后来911发生了，这唤起了我对利比里亚的记忆，亦激起了我对极端主义的思考。我读过保罗·法默（Paul Farmer）的《权力病理学》（Pathologies of Power）一书，这让我意识到，作为引发极端主义的原因之一的医疗医药可以成为平衡不平等的桥梁。
很快，我便开始重新规划我的未来。我想要回到西非，并寻找一个方式来为当年登机时遗留在我身后的人们服务。
问：你是怎样把想法转化为行动呢？
答：我从寻找为农村贫困地区提供医疗健康服务的相关项目开始。当我还在念医学院的时候，我去过阿拉斯加，那里的社区医疗辅助项目为最边远的地区带去了获得医疗帮助的渠道。他们采用的方式就是训练当地人成为医疗服务提供者。
然后到了2005年，我带着我当时的未婚妻、现在的妻子阿米什·拉嘉（Amisha Raja）去看我长大的地方。内战之后，全国只有51名医生，我们就志愿留在当地农村的诊所里工作。
我诊治的第一个病人是个新生儿，因为肺炎最后死在了我的臂弯中。我在此前从未见过这样的事，他的母亲因为住的离诊所太远以至于没有办法接受产前检查。
当我们返回美国的时候，我就着手撰写基于我所观察到的阿拉斯加模式建立诊所的提案。阿米什和我在我们的婚礼上为余迈健康募款。我们不让宾客进行礼品登记（译者注：西方新人结婚时会将自己需要的礼物列出清单，然后亲友和宾客们可以按照清单登记赠送），取而代之的是我们请他们直接募捐现金。
当时我们募集到了6 000美元，足够用来雇佣并训练30名社区健康工作者。而现在，有500名社区健康工作者在我们旗下工作。
问：那在这个过程中你遇到过什么阻力嘛？
答：没有来自政府的阻力。卫生部长对此非常支持。利比里亚目前由非洲首位民主选举出的女总统埃伦·约翰逊·瑟利夫（Ellen Johnson Sirleaf）领导，她对新想法总是持开放的态度。在其他伙伴的共同努力下，余迈健康如今正通过帮助训练2 000名利比里亚本土健康医疗工作者的方式来支持本国政府。
然而，当地专家之中最普遍存在的说辞在于认为为农村地区提供健康医疗服务是不可能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去做这件事呢？这些批评者没有意识到新技术如今正改变着这个世界。
智能手机可以让没有经验的工作人员能够与医院里的督导护士取得联系，护士们能够通过智能手机看到这些工作人员所遇到的情况，并且训练他们学会应对。现在还有能够帮助诊断疾病的手机应用软件，至少可以用来诊断不复杂的疾病。
举个例子，一个村里的孩子出现了气短的情况，工作人员由智能手表用来帮助计算他的呼吸频率，如果超过了每分钟50次，那么就可能意味着他患有急性肺炎。而他的背包里又备有抗生素，这样，一个本可能失去的生命由此得到拯救。
问：那在余迈背包中还备有些什么呢？
答：有用来检测体温的数字体温计、筛查孕妇的血压表套袖、用于应对脱水的锌、疟疾的检测试剂盒。现在我们的疟疾检测试剂盒有了改进，成本为1美元，使用时无须耗电，能够被带到任何地方去。15分钟内，试剂盒就能检测出来病人是否患有疟疾。而在此之前，这种检测只能在医院里受过训练的专人才能做到。
问：你是否认为自己是利比里亚人呢？
答：利比里亚给了我如此多的馈赠：使命感和意义，不过事实是我始终是美国公民。
我经常思考这样的问题，那就是我在利比里亚实践中所掌握的拓展医药健康服务渠道的办法是否适用于美国。我们还有很多地方社区健康工作者能够贡献力量，看看在美国那些没有医生的农村地区还有多少痛苦存在的报道便一目了然了。在北卡罗来纳州，依旧还有人因为不必要的疾病而失去生命。
资料来源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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