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家之中，有个奇怪的矛盾之处：按理说，科学的重点就是提出各种问题，但是有关科学家以及科学如何研究的问题是个例外。几十年来，关于科学的哲学、历史、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已经以正儿八经的形式进行，研究结果却很少被融入科学教育和科学实践中；即使有，也是寥寥无几。科学家也许不会明白社会学或者人类学的课题要怎样应用到他们的研究上，但科学并不是发生在与社会绝缘的真空中。事实上，当科学家不承认他们研究领域的历史、哲学和社会学背景，而是要求人们毫无疑问地接受他们的研究成果的做法是在逆科学而行。

　　莎伦·特拉维克（Sharon Traweek）1992年的比较人类学研究提供了一个范例，它以美国和日本的粒子物理学实验为研究对象，揭示了“科技与社会研究”（STSS）如何能暗中影响人们进行科研和制定科学政策的方式。比如说，针对时下声名狼藉的“谷歌反多样性备忘录”事件，高能物理学的人类学研究有可能告诉我们哪些相关信息？特拉维克有一项值得注意的发现：在美国和日本，女性都被排斥出物理学界，但却是因为完全相反的刻板印象。基于国家的刻板印象截然不同，这种现象本身就预示着危险，应该提高警觉；也许性别本质主义――该思想认为性别具有固定不变的普遍特征――实际上是胡说八道。这样的看法对生物学上的研究如何开展有着潜在意义。

　　就像那样，研究者可以对两个国家的粒子实验学家进行人类学研究，留意到它对于如何进行生物学研究的潜在影响。然而，现实情况是某人可以获得科学领域的学士、硕士乃至博士学位，却从未上过哪怕一门要求学生评估他们生产知识过程的课程。另一方面，在我们的教育体系培育出的科学家的技能工具箱中，并不包括将科学思维模式应用到实践中。

　　换句话说，许多科学家往往像对待一个绝不犯错的圣灵一样对待科学；他们在课堂和实验室内教授的技术和些许科学史就像犹太教的《摩西五经》，只有一种解释。作为一名犹太人，我对这种现象感到有点好笑，因为犹太人神圣的礼拜任务是每年重读一遍整部《摩西五经》，再思考我们从中能获得的所有不同诠释。在一生中，假如你真的沉下心阅读，你会想到许多种诠释。作为一名科学家，我担心我们对于科学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而这是个事实。

　　当我还是个大二学生时，上过一门“波与光学”的课程，我从未质疑过为何斯涅尔定律要以威理博·斯涅尔（Wilebrord Snellius）的姓氏来命名。我想当然地认为这是因为斯涅尔是第一个发现折射定律的人。我没有提出质疑。数年之后，当我发现斯涅尔并不是头一个发现折射定律的人，事实上头一个做出发现的人压根不是欧洲人时，我震惊极了。我受到的所有教育都在教我，有意义的科学都来自欧洲人和他们的后裔。与此同时，斯涅尔定律（有时被称为斯涅尔-笛卡尔定律）实际上应该是伊本·萨尔（Ibn Sahl）的定律。这个定律事实上最早在10世纪由波斯科学家伊本·萨尔发现，而不是在几个世纪后由斯涅尔发现。

　　在我看来，这件事的意义显而易见：我们谈及斯涅尔定律的方式改变了学生看待科学的方式。在这个例子中，它改变了伊朗裔或其他中东族裔的人看待历史叙事中的自身的方式。但是正如詹姆斯·达摩尔（James Damore）在备忘录中向谷歌公司建议的，在谈及那些按惯例被视为软弱者的人（譬如女性）时，为平等与包容而担忧的做法属于政治正确，对吗？寻找那些强调非欧洲人参与科学思想发展的叙事，这种行为透露着绝望，对吗？这些就是别人抛给我的问题，作为一名黑人同性恋女性，我时刻准备好听他们的问题并为此担忧，因为我的整个人生里，我已经许多次从这个白人男性主导的社会里听到这种讯息――企图在历史殿堂里看见自己是一种性格缺陷。但是作为一名科学家，这种“政治正确警报”令人担忧。伊本·萨尔最早发现了折射定律，这是不是真的？这关系到被承认的事实。以斯涅尔的名字来为折射定律命名，甚至没有承认伊本·萨尔的功绩，这不正是科学中的偏见的绝佳例证吗？

　　你会发觉自己的奇怪处境，要和科学家争论是否可以提出科学相关的问题，甚至对科学如何讨论自身历史的方式提供纠正。有些纠正可以接受――最终会被接受。我们已经逐渐承认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比牛顿的引力理论更加完整。相对论是一种可准许的路线纠正。但是，尽管大多数科学家都相信优生学理论是错误的，詹姆斯·沃森仍然获得了演讲邀请，有机会分享他的优生学观点，而且有研究表明，有为数不少的美国医科学生仍然相信黑人对疼痛的感受程度与白人不一样。这些念头与我们对种族史和种族主义所了解的知识相抵触。现代的基因学研究证实，种族是一种社会建构，它的隐含意味是通过历史与社会的动力学而变得十分现实，而不是靠我们生物学编码中的任何讯息。然而，我最近在《石板》（Slat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谈论科学种族主义的文章后，我收到的那些充满仇恨和怒火的电邮表明，提出“生物学和种族主义之间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仍然不是被所有人接受的。对于许多人而言，答案早已定下，也就是说生物学和种族主义之间毫无关系，而且，我的提问得到的反馈是我所在的整个系都收到一封解释黑人智力为何低人一等的电邮。

　　基本上，我们需要进行一番更具深度的质问：何谓科学？科学是否重视独立于我们想要相信的东西？生物人类学家乔纳森·马克斯（Jonathan Marks）在《我为何不是个科学家》中说，“科学是现代社会中令人信服的知识的产物。”马克斯没有仅仅说到这儿，而是花费功夫发掘了他使用的每个单词的含义，仔细地定义了“知识产物”和“令人信服的知识”。他继续点评，现代社会是“18世纪的一段时期（常常被称为启蒙时代）里，在欧洲以及它的附属国和殖民地所出现的思想、价值观和社会实践”。尽管我很喜欢他的文章，但在这儿，我和他的看法略有不同。正如劳雷尔琳·惠特（Laurelyn Whitt）在《科学、殖民主义与原住民》的引言中所描述的，要离开欧洲脉络，识别出“类似科学”的活动与理念，且不以殖民方式将异域概念强加给原住民，要构筑出一个这样的科学的定义是个挑战。惠特主张，作为一个“谈及知识体系”的举动，“要抛弃以下想法：一种单一的认识论被所有人类普遍共享，或者可应用于所有人类，只要他们属于人类，这个判断就成立。”

　　有人也许会说，物理学中的数学定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那些定律构成了一种单一的认识论。让这种说法见鬼去吧。或许是那样，但正如莱斯莉·格林（Lesley J.F.Green）的文章《挑战认识论：帕利库尔人探索天文学知识的实践》中清楚表明的，两个地理情况截然不同的群落（欧洲人和亚马逊河流域的帕利库尔人）可能会对同一种变化的夜空用完全不同的几何学发展出自洽的描述。帕利库尔人并无观念将他们的天文学体系称为科学，但它仍然是的。他们能够预测他们生活环境中的5个雨季会在何时到来，精确度能够到某一天。

　　我希望我们在波士顿也能有这样可靠的天气预报。

　　现实情况是，给“科学”下定义几乎和科学研究一样棘手。这不应该被视为对科学的威胁，而是应该被视为科研过程中的挑战和乐趣的一部分。还有许多内容有待发现，假如我们允许的话，“科技与社会研究”有许多东西可以提供给科学领域的学生和从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