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仲夏到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讲课时，还问到老所长周克、夏禹龙同志的身体状况，都说还好。真是万里悲秋夜半凉，前不久传来，我国科学学的创始人之一、首届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副理事长夏禹龙先生离世的消息，甚为悲痛。我认识老夏快40年，他是位理论功底厚、率性、真诚、坦然的学者，又是一位信仰坚定、开明开放的老革命。我曾在拙作《笔底春秋》中写过夏禹龙等的“科学学四君子”，但更喜欢1990年在天津《科学学与科技管理》杂志上写的“九华山上论经济”一文，专门记述了夏禹龙的轶事，现重新发表，以纪念夏禹龙学长――

　　全国科学学会在九华山结束后，大家相约爬凤凰岭。那天，我们几个人和夏禹龙同志结伴而行，老夏虽说早已过了大衍之年，但鹤发童颜，神采奕奕。他身着运动衫、脚穿旅游鞋，步履轻快、一路领先。我那时才刚刚40出头，按理应该说是年富力壮，但要跟上老夏，还真吃力。

　　走了两个小时，碰上两个卖竹竿的小孩，他们告诉我们，凤凰岭很高，不用竹竿很难上去。我们相信了小孩的话，花一毛五分钱买了一根。也许他们半天未开张了，卖这根竹竿的小孩很高兴，可是另一个小孩急得不得了，表情很不是滋味儿。看到这种情况，我动员另一位同志也向另一个小孩买一根，但这位同志身强力壮，又只有30来岁，他坚决不买。这个时候我也顾不了许多，就跑步去赶老夏他们。老夏问我们怎么又掉队了，我说了上述过程。

　　老夏说：“你就给另外一个小孩一毛五分钱不就完了。”我说，“你这观点我不同意，我们和小孩的关系是商品交换，不能有施舍恩赐的观点。”

　　于是这件小事引起了我们不少热烈的争论，内容远远超过了竹竿的问题，为我们的凤凰岭之行增添了几分学术色彩，也引起了我的诸多联想。

　　当时，同行的人中还有个经济学家沈峻波，在旅行中和大家讨论了一场商品经济问题，我觉得受益匪浅。在科学学会，有一个优势，就是包含的学科多，其成员中，既有自然科学家，又有社会科学家；既有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又有实际工作者。大家平时又喜欢讨论问题，互补作用很强，可以说，我国科学学的主要学者，大都知识面较宽。这也许是国际科学学的传统，贝尔纳在晶体结构、大陆漂移、陨星生命问题、科学史和科学学多个领域做出过杰出贡献；李约瑟不仅研究中国科技史，对科技与社会的关系研究也很重视；沃丁顿是一个生物学家，喜欢画画，又研究运筹学，在二次大战中，曾运用运筹方法成功地歼灭了德军的潜艇，特别是在雷达制造上，沃丁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是啊，“不是个中人，岂解个中味？”以整个科学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学工作者，知识面太窄了可不行。我无限感慨。

　　热烈的讨论使我们忘记了疲劳，不知不觉已到了山顶，大家极目远眺，河山美景尽收眼底，真令人心旷神怡。老夏更是神采飞扬，侃侃而谈。

　　俗语说，上山容易下山难。下山时我发现老夏不对劲了，又是抹风油精，又是贴伤湿止痛膏，终于一瘸一拐了。我笑着说：“老夏，这根竹子5元钱卖给你，怎么样？现在应该升值了。”老夏至今还记得，我送那根竹子对他那次下山起了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