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一种原因不明的疾病是一项艰巨的任务。100年前，一种病因及传播性均鲜为人知的流行性疾病在全世界蔓延，造成大约5000万人死亡。最初流感嗜血杆菌被认为是病原体，直到20世纪30年代，H1亚型才被确认为致病菌株。随后爆发于1957年、1968年和2009年的流感大流行远未达到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导致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的程度。近一个世纪以来，关于这种菌株的异乎寻常的毒性和可传播性问题一直悬而未决。

　　技术的进步使1918大流感病毒的重建成为可能。如今，跟踪研究、疫苗研发和预防工作对于确保像这样的毁灭性公共卫生事件不再重演至关重要。

　　那么现在我们该如何应对可能出现的流感大流行呢？

　　在过去的20年里，通过对患病个体的基因研究和重建1918年病毒，明确了该病毒的大量特征，这些特征可能决定了它的强毒性及其在全球迅速传播的能力。重要的是，这项研究还结合了当下从患病个体和动物传染源中分离到的病毒株，使得该研究获得的认识有助于评估当下大流行病风险。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野生鸟类是甲型流感病毒的天然宿主。由于流感病毒表面蛋白具有广泛的抗原性和固有的遗传多样性，一种人类天生免疫的菌株在任何时候都可能跨越物种屏障。禽流感病毒H5N1,以及最近的H7N9，就是上述病毒的两个例子。然而，猪也被认为是流感病毒的“混合器”――在过去的20年里，在接触了受感染的猪后，人类感染的病例增加了。令人担忧的是，很显然有大量种类繁多的动物传染病源的甲型流感病毒――能够在人类获得可传播的表型并引起疾病流行。

　　目前我们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呢？

　　很多国际卫生组织和研究实验室联合追踪流感病毒的进化，评估流行病毒株和疫苗株中的抗原漂移，测序病毒基因以改进监测和预防工作。虽然改进疫苗，生产诊断工具，更方便获取治疗药物都是一百年前无法做到的事情，但是流感病毒正在转移目标。在2018年，一种大流行病毒可能会像1918年那样在几乎没有预警的情况下出现。正如目前的流感季节所证实的，流感病毒可以迅速发生突变以躲避我们最新的疫苗配方。一种用于季节性流感，具有普适性和广泛防护性的流感疫苗――正是研究工作的目的所在――将提高我们对今后流行病的防范能力。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更好地研究新发流行病的威胁呢？

　　一种方法是：追溯过去，阐明决定性因素的分子作用机制――恰是这些分子导致了先前大流行性病毒的毒性和强传播性。但我们也必须展望未来。测序技术的不断进步促进了我们对病毒多样性的理解。对于全球伙伴关系及实验室能力方面的建设加强了网络监测和诊断能力，同时也提高了对新病毒的识别能力。最近美国解除了对潜在大流行性病毒的功能获得性研究的禁令，这进一步说明了非常规而可靠的研究策略对准备工作而言至关重要。

　　哲学家乔治·桑塔亚那（George Santayana）曾说过：“那些忘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毫无疑问，与1918年相比，2018年人类在应对传染病威胁方面准备得更加充分，但是仍然要知道，当下的准备工作仅仅是源于全球承诺共享病毒分离株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