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年后，《弗兰肯斯坦》仍然令人惊悚并启发着我们。
1818年1月，一位年方20的女子出版了一部恐怖小说：讲述了一位博士利用各种死尸的肢体创造出了一个恐怖的生物，然后自己被吓得魂飞魄散而赶走它，却目睹自己的朋友和家人惨遭怪物报复而毁灭。200年后的今天，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的《弗兰肯斯坦》仍然是科学工作者的必读书。她所描绘的悲惨命运的创造者影响了公众对科学事业的认知，不像其他文学人物，弗兰肯斯坦永远萦绕在科学能做什么和应做什么的边界地带。
这个故事不断被改编，而且经常被糟蹋。它催生了不计其数的书籍、戏剧和电影，甚至还催生了超级英雄漫画。它还同时启发了科技恐惧者和科学家。“弗兰肯-”（Franken-）已成为万能前缀，指代任何被视为不自然或怪异的东西。
对这个故事的阐释也是多种多样：科学上的狂妄自大的故事、一个创造者被其创造物毁灭、一位男科学家试图消灭女性在繁衍后代中的作用、玛丽?雪莱应对失去孩子的创伤的努力。对于不断思考科学最终可能会毁灭人类的科学家群体而言，弗兰肯斯坦的故事是对此种风险的最早警示。
上述诸般阐释无一捕捉到了这个故事经久不衰的奥秘。借用怪物自己对永不磨灭的知识的描述，玛丽?雪莱的故事“烙印在脑海中，就像地衣牢牢攀附在岩石上。”在1831年版《弗兰肯斯坦》的前言中，玛丽?雪莱写道：“现在，我再次祝愿我孕育的这部骇人听闻的作品永世流传，经久不衰。”《弗兰肯斯坦》过去风靡，至今依然热度不减。
一份激进的研究计划
1790年8月1日，一个名叫维克多·弗兰肯斯坦（Victor Frankenstein）的早慧学生向德国巴伐利亚州的因戈尔施塔特大学伦理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激进的研究计划，标题是《生命的电化学机制》。弗兰肯斯坦解释道，他希望通过收集“大量的各种人体解剖标本”并且组装起来，“在失去生命的尸体上恢复生命”,从而“逆转死亡的过程，让人死而复生”。
弗兰肯斯坦向伦理审查委员会（IRB）保证，他有最高的道德水准。“如果我真的成功复活一个人或是像人的生物，我将向这个生物提供此项研究的相关信息，并且如果它能做选择，我将让它自己选择是否进一步参与后续的观察和研究。”这位崭露头角的科学家指出。如果这个生物的行为能力不健全，弗兰肯斯坦承诺：将引入第三方、按其利益行事，并且按照“公认的标准”来对待这个“生命”。
1780年，意大利科学家路易吉·伽伐尼表明，电击能让死青蛙的肌肉收缩，这一发现启发了《弗兰肯斯坦》的作者玛丽·雪莱
当然，因戈尔施塔特大学的生物伦理学家从未收到过这样的研究计划，小说虚构的弗兰肯斯坦正是在这所大学创造出他的怪物。在1790年，即便真有这样一位科学家弗兰肯斯坦，他要创造一个生物也不会面临伦理审查。但是在2014年的一篇论文中确实存在这样的研究计划，该论文思考如果两个世纪前就有21世纪的保护措施，《弗兰肯斯坦》的故事是否会有一个更好的结局。很多这种小说中的桥段，经常出现在生物医学文献中。玛丽·雪莱在构思这个故事时，受到了当时新生的医学科学和早期电学实验的影响。反过来，《弗兰肯斯坦》从问世之日起，就一直像幽灵一样困扰着科学。
自1818年玛丽·雪莱首次以化名出版《弗兰肯斯坦》以来，此书和随之产生的电影和戏剧，正如《弗兰肯斯坦的脚步：科学、遗传学和大众文化》（Frankenstein’s Footsteps:Science,Genetics and Popular Culture）一书的作者乔恩?特尼（Jon Turney）所言，已经成为“现代生物学的统治神话”：一个关于科学上的狂妄自大的警示故事。而且正如所有恒久的神话，《弗兰肯斯坦》不只是一个孤立的神话，而是很多神话，当你在PubMed数据库（生命科学论文的主要数据库）上搜索“Frankenstein”时，你就一目了然了。像大众出版物一样，科学文献中随处可见“弗兰肯食物”（Frankenfood）、“弗兰肯细胞”（Frankencells）、“弗兰肯法律”（Frankenlaws）、“弗兰肯猪”（Frankenswine）、“弗兰肯药物”（Frankendrugs）。大多数以“弗兰肯-”为前缀的词汇恐怕都是指可怕的创造物。其他论文则明确提到《弗兰肯斯坦》――有250多篇这样的论文，分析了小说背后的科学，甚至反过来从中汲取灵感。
恐怖故事背后的故事
心理学杂志中的一些报道深入研究了玛丽·雪莱在1816年夏天第一次构思这个故事时的心理状态。那时，她本名玛丽·戈德温（Mary Wollstonecraft Godwin），那个夏天，她去诗人拜伦勋爵在瑞士日内瓦湖畔的别墅拜访了拜伦。年方18的玛丽在那里陪伴她已婚的爱人、诗人珀西·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除此之外，还有她同父异母的妹妹克莱尔·克莱尔蒙特（Claire Clairmont），以及拜伦的私人医生约翰·波利多里（John William Polidori）。那是“没有夏天的一年”，由于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坦博拉火山爆发造成的气候异常，无尽的雨水和灰色的天空让访客们困在室内闷得慌，于是拜伦提议每人写一个鬼故事以消遣时光。
当时有足够多的东西搅乱玛丽想象力丰富的头脑。玛丽和珀西当时育有一个6个月大的婴儿，可是在一年前失去了另一个孩子。玛丽的母亲在生下这个注定声名显赫的女儿11天后，死于产后败血症。据《脑研究进展》（Progress in Brain Research）2013年的一篇论文描述，珀西由于“颂扬无神论的美德”而且是“自由恋爱”的信徒被牛津大学赶出去。另一篇发表在2015年《分析心理学杂志》（The Journal of Analytical Psychology）的论文提出，珀西、玛丽和克莱尔此前已经形成了“多种类型的三角关系”。
《分析心理学杂志》那篇论文的作者罗纳德·布里顿（Ronald Britton）是一位杰出的精神分析学家，他把这些紧张和悲伤同玛丽·雪莱第一次想象出弗兰肯斯坦的怪物的梦境联系起来――玛丽·雪莱后来将其描述为“萦绕在我午夜睡梦中的幽灵”。“她的噩梦的这些背景事实，”布里顿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写道，“打开了可怕的分娩场景的无意识幻想之门。”他补充道。玛丽·雪莱在1815年失去她的第一个孩子后，在日记中写道，她梦见她的孩子又活过来了。“我想，如果我能赋予无生命的物质以生机，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能让因死亡而近乎腐朽的尸体死而复生。”她在构思《弗兰肯斯坦》的前一年，在日记中如此写道。
玛丽·雪莱完成这部小说之后，还有更多可怕的事情接踵而至。在珀西的第一任妻子自杀后，玛丽同珀西结婚，不过短短6年后就失去了丈夫，珀西在一次航海事故中不幸溺亡。但是，她寻求科学而非心理学来解释“她如何在18岁的时候想到并且详加叙述了这样一个骇人的想法。”在1831年版的小说前言中，玛丽列举自己所受的影响中有路易吉·伽伐尼（Luigi Galvani），他在1780年发现电击能让死青蛙的腿抽搐。也许正是珀西让玛丽知道了电疗法，在1831年版小说中，弗兰肯斯坦明确提到电疗法是让死尸复活的关键。《脑研究进展》上的另一篇研究论文指出，当诗人珀西在孩提时代，“就在他妹妹的疮肿和家猫上接触了电学。”
很多论文都试图解析当时的科学影响玛丽·雪莱的故事的其他方式。2016年，一位英国传记作者在《自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指出，她的小说家父亲同电化学家汉弗莱·戴维（Humphry Davy）和电解作用（运用电流触发化学反应的技术）的其中一位发现者威廉·尼科尔森（William Nicholson）是朋友。若干种解释都指向拜伦的医生波利多里（此人后来用氢氰酸毒死了自己）的影响，以及波利多里关于查尔斯·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谟斯·达尔文（Erasmus Darwin）的“自然发生”实验的讨论。2004年，《临床神经生理学杂志》（Journal of Clinical Neurophysiology）的一篇论文评论了“弗兰肯斯坦博士的电生理潜流”，指出玛丽·雪莱不可能错过公众广泛讨论的伽伐尼的侄子乔瓦尼·阿尔迪尼（Giovanni Aldini）的研究工作，他在1803年用电刺激被斩首的罪犯的头，试图让尸体复活；他想象能用这种方法让溺亡或窒息的人复活，并且可能帮助精神病患者。
持久的影响力
“起死回生”在1818年很时髦，图为苏格兰医生安德鲁·乌尔（Andrew Ure）在一具尸体上尝试这门绝技
随着时间的流逝，影响力从小说回归到了科学。发表在《IEEE医学与生物学工程杂志》（IEEE Engineering in Medicine and Biology Magazine）的文章“从弗兰肯斯坦到心脏起搏器”讲述了1932年8岁的厄尔·巴肯（Earl Bakken）如何观看了鲍里斯·卡洛夫（Boris Karloff）主演的著名电影版《弗兰肯斯坦》，这部电影“激发了巴肯把电学和医学结合起来的兴趣。”巴肯后来创立了美敦力公司，研发出首个晶体管心脏起搏器，并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的一栋哥特式复兴风格的大厦中，开设了一座专门展现生命科学中的电学的博物馆。附近的孩子把这座博物馆称为“弗兰肯斯坦的城堡”。
确实，很多科学研究自豪地提到《弗兰肯斯坦》，主要是因为这些研究把根本不相同的部分组合起来，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统一体，科研人员将其描述为愉快的空想。比如：一种与载体蛋白融合的乳糖酶；融合不同病人的视图产生的头部和颈部的图谱来指导放疗；一项脸部识别研究交换了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和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的眼睛、鼻子和嘴巴；一种叫做“Frankenrig”的软件，通过混合和匹配不同骷髅的骨头，用来制作3D动画。
也许拥抱《弗兰肯斯坦》标签的最奇特方式是，2013年《国际外科神经学》（Surgical Neurology International）的一篇文章提出重塑阿尔迪尼的电击头部实验。“头部移植手术：弗兰肯斯坦效应”一文的作者指出，阿尔迪尼最终的目标是移植人类头部，利用电击使移植后的头部恢复意识。这正是作者为自己的项目想到的――头部移植手术（HEAVEN）。“总而言之，可以明确的承诺是：HEAVEN能够在几年内产生丰硕的成果。”他们写道。（虽然很多科学家都声称此计划不可行而且不道德，但是2017年11月，共同作者中的其中两位向媒体宣布，他们已经在一具人类尸体上实施了头部移植手术，并且不久后计划发表其中的细节。）
但是至今，浩如烟海的科学文献扭曲、沉思和哲理化的是《弗兰肯斯坦》神话最熟悉的形式――玛丽·雪莱在她的小说副标题“现代普罗米修斯的故事”中抖露的：扮演上帝造物主的疯狂科学家将会导致整个人类物种因为他们的罪过和狂妄自大遭受永远的惩罚。
“弗兰肯”标签之争
2014年发表在迷人的不相称的《美国临床与气候协会学报》（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Clinical and Climatological Association）的一篇论文：“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和医学科学的黑暗面”，列举了近来贴上“弗兰肯”标签的一系列实验：多利羊的克隆、更容易感染哺乳动物的高致命性H5N1禽流感的基因工程、整个细菌基因组的合成。其他触发“弗兰肯斯坦般恐惧”的东西包括体外受精、把猪器官移植到人体的提议以及把鱼的基因赋予西红柿使其更抗冻。
美国加州圣迭戈基因组学先驱克雷格·文特尔（J.Craig Venter）被称为“弗兰肯斯坦”，因为他正在努力创造具有最小基因组的人工细菌。他还是玛丽·雪莱的故事迷。“我觉得她凭借这一本书拥有的影响力比历史上大多数作家都更大，”文特尔说，他拥有第一版的《弗兰肯斯坦》。“这本书影响了很多人的思想和恐惧，因为它表现了这个原则――‘你不要破坏大自然，不要搞乱生命，因为上帝将会击垮你’。”
“很明显，我不相信这个主题。”他补充道。
他说，《弗兰肯斯坦》的神话一直持续，是因为“恐惧很容易售卖”――即使是没有根据的恐惧。“大多数人对自己不了解的东西会产生恐惧，”他说：“合成细胞非常复杂，把一个新的基因导入玉米中，听起来很吓人。”但是，通过乱贴标签，比如“弗兰肯食物”“弗兰肯细胞”，来号召公众反对潜在有价值的创新。他说：“相比于他们恐惧的事物本身，以恐惧为基础的社会可能会对人类造成更大伤害。”
文特尔不像弗兰肯斯坦的性格――最初并不考虑自己的研究可能会出错，他倒是承认编辑和重写基因组可能“污染世界”，造成无意的伤害。“我觉得我们需要非常明智地判断这样做的时机和方式。”他说。他认为玛丽·雪莱“会高度欣赏”他的研究工作。
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的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亨克·范登贝尔特（Henk van den Belt）曾写过一篇关于《弗兰肯斯坦》和合成生物学的文章，赞同文特尔反击“弗兰肯诽谤”（Frankenslur）。“通常，科学家们害怕采取这种立场，但是我觉得还是反抗更好，”范登贝尔特说，“雄辩家和记者可以谴责人们玩弄弗兰肯斯坦，但是这样做也有点太容易了。如果科学家挑战这个用语，它的影响力将会减弱。”
当然，玛丽·雪莱压根不会想到会有这些争论，事实上，她的故事在过去200年来，在大众的想象中被疯狂歪曲。弗兰肯斯坦的本意不是成为统治世界的邪恶博士，而是“为人类驱除疾病，使得人除了极端的死亡之外不会受到伤害。”精神分析学家布里顿则指出，弗兰肯斯坦创造的生物一开始并不是怪物，他只是因为寻求爱和幸福而不得，却被他的创造者憎恶，才大开杀戒的。他的创造者弗兰肯斯坦称他为“恶魔”“魔鬼”“畸形”“妖魔”“邪恶虫”,以及能令伦理审查委员会（IRB）向人类研究保护办公室投诉的其他不道德词汇。“我曾经是仁慈的好人，是苦难让我变成了一个魔鬼，”弗兰肯斯坦的创造物说，“无能为力的嫉妒和怀恨在心的愤怒填满了我的心，让我对复仇产生了贪得无厌的饥渴。”
1994年，一位牙科放射科医生在《皇家医学会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发表了一篇由两部分组成的论文，颇具洞见，强调了一些人认为的《弗兰肯斯坦》一书真正的寓意：不是科学家违背自然秩序的危险，而是漠不关心自己的创造物的创造者的悲惨命运。“读一读这本书，为那些被我们拒绝的人哭泣，害怕他们会展开什么样的报复，但是不要为弗兰肯斯坦流泪。”这篇文章建议，指的是那位弗兰肯斯坦博士。“那些对这本书一无所知的人，认为弗兰肯斯坦的名字就是怪物的名字，其实并不正确。”
资料来源Science
责任编辑岳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