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资源。现在，硅谷的产业巨头想要阻止政府对企业利益的限制。
160年前，第一份跨大西洋的电报沿着一条不稳固的海底电线从英国前往美国。这份电报由21个单词组成，花了17个小时才到达美国。
当今，同样这段距离只需要60毫秒即可抵达。密集的光纤电缆网络环绕着整个世界，将大量的信息输向全球。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估计，每秒钟都有543万亿比特的数据跨越国界，这个信息量大约相当于1 300万套《莎士比亚全集》。
发生变化的不仅仅是全球信息交流的速度和数量，数据对于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也发生了变化。过去，电报对于商家来说是非常有用的。但是，当今的数据已完全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生命线。
在对世界GDP的贡献方面，目前数据流的贡献已经超过了实物商品流。换句话说，跨国界传递信息比进出口大豆和冰箱更能挣钱。
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大多数人尚未完全理解这种转变。然而，美国公司却对此理解得很到位。美国的技术和金融产业界正在努力争取达成国际协议，禁止政府控制这些数据流，原因就在于此。最近的一个实例就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来自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代表们刚刚结束了重新协商相关条约的另一轮谈判，美国的公司正在为变革进行游说，这些公司所争取的变革一旦成功，将会撤销数据在三国之间跨界的限制。
企业反对数据管控的运动才刚刚开始，如果取得成功，世界上最重要的资源将会委托给私营部门，并且将会带有获取利益的动机，而我们这些人将会更加无力参与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决策。
在过去的一年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数据具有阴暗面。事实证明，信息革命并不是完全的信息解放。从本质上来讲，数字领域不是民主的；相反，重要的是谁拥有数据，这些数据又是如何获得的。
全面数字化使这一点变得非常清楚。随着我们生活的更多方面被纳入数据之中，掌控这些数据的公司变得越来越富有、越来越强大。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公司对我们了解甚多，从我们最喜欢使用的那类卫生纸到我们最爱阅读的那类色情文学，它们都了解；更是因为这些公司利用所了解的情况来引导规则系统的决策，这种决策对整个社会都有重大影响。例如，对于我们阅读哪类消息等情况起到决定性作用。
然而，风险甚至会更大。对私人数据的强调掩盖了事实――私人数据不仅仅是私有的，私人数据也是商业化的、产业化的、金融化的。各大公司非常关心到底是谁控制了流经世界光纤电缆的数据包，原因是目前大量的营利活动都要依靠这些数据包。
那么，全球数据的传播其实就是全球资本的流通，这对全球的财富分布和全球的工作安排有着巨大的影响。
数据流能够使高薪国家的用人单位将更多的任务外包给低薪国家的工人，能够帮助公司协调复杂的供应链，将制造业的工作岗位推向劳动力成本最低的地区。数据包能够赋予一些大型公司主宰市场和垄断全世界数字基础设施的能力。
出于这些原因，各国可能希望制定有关法规，对信息以何种方式跨越国界做出规定。但是，美国的公司不同意这么做，这些公司称，这样的法规相当于“数字保护主义”――是一种非理性的倒退，退回到一个界限更加分明的世界，创新、效率和繁荣将受到影响。
因此，各大公司正在要求达成国际协议，确定数据流的全面自由化地位。互联网协会是代表谷歌公司、脸谱网和其他技术巨头的一家主要的游说团体，是努力引导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实现“现代化”的行业组织之一，企图使数据流全面自由化成为放松数据管控的黄金标准。
根据互联网协会的规定，应该禁止政府的要求――某些种类的数据（如敏感的个人信息）要在获取地所在国家进行存储或处理；应该禁止政府将脸谱网和谷歌公司之类的平台视为出版商，让这些公司对发布在自己网站上的内容负责；应该禁止政府要求公司披露规则系统（如功能强大的脸谱网新闻流系统）的秘密；应该阻止政府将在线服务作为公共事业来管理；应该阻止政府对数字贸易征收关税。
这些大胆的要求让人印象深刻。正当公众对科技公司所施加的影响力感到越来越担忧的时候，同样是这些公司却想要大大限制我们为了公共利益而管控数据的能力。
中国有限制数据流的规定，然而这些规定不仅仅是为了约束，同时也起着重要的经济作用。通过围绕中国的互联网构建起一个屏障，政府培育了一个本土的科技产业，就像限制进口商品可以培育本土的制造业一样。要是没有这些措施，很难想象中国会有蓬勃发展的本土科技产业，这些科技产业以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等大型公司为中心。
中国的例子很有用，因为这表明数据自由化的主要理由――将会使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富起来――是错误的。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在向发展中国家讲述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的重要性。然而，正像经济学家张夏准所解释的那样，当今几乎所有的富裕国家都是通过做了恰恰相反的事情才变为富有的：这些国家征收关税、提供补贴、出台保护主义政策来促进本土产业的发展。的确，将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在世界上是保护主义意识最强的国家。
并不是说每个国家都可以效仿中国的模式，然而为了经济发展而管控数据流肯定是国家权力的合法利用，而且这代表着政府希望对数据进行实际管控，而不是把管控权交给投资商。
让资本在全球无拘无束地运转，并没有创造出全世界的最佳成就。让数据在全球自由传输就能产生不同凡响的结果吗？难以想象！
资料来源The Guardian
责任编辑 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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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本·塔尔诺夫（Ben Tarnoff）是《卫报》的专栏作家，撰写关于技术和政治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