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们依旧相信“科学与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处在斗争漩涡之中”这种谩辞哗说，就是将科学置于危险境地。过去几年中，有三个时刻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至今历历在目，使我意识到这一问题还有更好的解决方法。

 

　　第一个时刻是在英国杜伦大学圣约翰学院进行的一场辩论，有关水力压裂（通过水压将岩石层压裂，获得其中的页岩气）这一相当敏感的话题。我曾经多次看过这类讨论，既有直播也有广播，大部分的情况是没有任何进展，除了双方立场观点愈发根深蒂固，还会增加错误的信息并加深人们的恐惧。几乎没有参与者愿意用尊重的态度对待科学问题。

 

　　但这次不同。尽管双方向对方表达了强烈的反对意见，但两方都选择聆听。在场的每个人都尽力去领会地质科学技术的已知与未知。社会科学和地质物理学都引起了人们持续的讨论，各类事物优先级不同的概念最终为众人所理解，事实上已经有人转变了自己的立场。

 

　　第二个时刻是当我阅读一本书：有关创造力与想象力在科学中扮演的角色，书中有一章的研究让我意识到17世纪新科学爆炸式的发展与同一时期文学、艺术和神学表达的思想之间的关联。这些想法涉及对神的本质的深入考察，甚至可以说是自4世纪主教特别会议以来最有深度的内容。其中一篇论述令我印象深刻，作者对文本分析了如指掌，对《新约》手稿的变种以及希腊文的微妙之处如数家珍，甚至可以媲美任何一篇当代的学术论文。除此之外，作者洞察科学逻辑和自然哲学革命，而这在当代神学文本书写中是极为少见的。

 

　　在我的家乡英国约克上演了第三个时刻，是一场的独幕剧。我听说这家相当优秀的国家级剧院一直都想以古老的《约伯记》为蓝本创作一部戏剧。我得承认我对这部古代诗歌情有独钟。没有人知道它的真正来源，但依我之见，它表达了人类内在好奇心与自然最为崇高的接触，且这已然深深植入人心，驱动着科学的进步。它探索性地试图寻求冰雹、闪电和云雾的来源；试图回答银河为何繁星点点；试图拨开候鸟长距离迁徙的迷雾；试图探寻天堂的法则能否应用于人间；诸如此类。

 

　　这三个时刻令我记忆深刻的原因，正是科学和宗教信仰是如此深入而建设性地啮合在了一起。页岩油回收会议的与会人员是学术地球学家和一些高级教会领袖，包括英格兰教会的主教。而那一篇有关《新约》的论文，作者正是艾萨克?牛顿。那一场令我叹服的戏剧，由驭光剧团筹划，在约克郡典雅的、文艺复兴式的圣米迦勒乐贝尔福莱教堂上演，描述的是约伯在20世纪――一个物理学家的遭遇。演出结束后，一群科学家谈论着他们的信仰是如何激励着他们进行科学研究。在世人普遍认为科学与宗教间只有冲突，而少有人深入思考过这一问题的现代，人们可能会惊讶于科学与宗教信仰间横亘古今、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是古老的《约伯记》，还是如今合乎科学的政治决策。

 

　　在古代与当代之间，是属于早期现代科学的时期。而如今的大众似乎对这段时期也有相当程度的、定式性的误解。牛顿其本人就可以证明基督教神学在实验和数学科学崛起中所起的深刻的成形作用。又譬如牛顿和罗伯特?波义耳等的早期现代科学家的著作很显然是受到了弗朗西斯?培根神学哲学的巨大影响，这与人们认为的“他们对抗着几个世纪教条化的蒙昧主义，并在某种意义上取得非宗教性的胜利”是大相径庭的。

 

　　培根认为，科学是人类重获有关自然原初知识的天赋，上帝却拒绝之而使之消失。令人有些难以接受的事实是：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因为信仰而获得了直接动力和影响。科学史学家和传记作者杰弗里·坎托（GeoffreyCantor）在出版著作《迈克尔·法拉第：萨德曼派人和科学家――19世纪科学和宗教研究》（Michael Faraday:Sandemanian and Scientist―a Study of Science and Relig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后，仍然会收到来自读者的“恐吓信”，他们认为一个拥有如此科学思维的人不可能是个基督徒。

 

　　我们甚至应该重新修改教科书中对中世纪的描绘：一段科学发展停滞、甚至受到压迫的时期。历史有趣得多，哥白尼革命、伦敦皇家学会、万有引力定律以及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发明绝非空穴来风，无一不是受到了科学思维的启迪。这一智慧火花迸发的导火索，是12世纪在欧洲兴起的对亚里士多德科学文本的翻译。古典时期晚期后，这些文本在西方世界大多遗失，但却被巴格达、莱文特和西班牙智慧的伊斯兰学者所保存、发展。

 

　　阿拉伯自然哲学家金迪（Al-Kindi），阿维洛伊（Averros），阿尔哈曾（Alhazen）和阿维森纳（Avicenna）无疑都被看作科学历史长河中的耀眼明星，但他们同样认为他们理解宇宙这一任务是上天赐予他们的。随后在西方世界，科学意识的觉醒同样不认为理解宇宙和《圣经》中的内容相冲突，反而是理解《圣经》的一种佐证性的“第二本书”。

 

　　这些学者的工作让13世纪的英国思想家们：罗伯特·格罗塞特（Robert Grosseteste），罗杰·培根等等发展了光、色彩和运动的理论。他们的工作还促成了，譬如在约1310年，弗莱伯格的提奥多里克（Theodoric of Freiberg）通过实验第一次从几何光学的角度阐明了彩虹的形成，或是中世纪巴黎的尼克尔·奥里斯姆（NicoleOresme）第一次完成加速运动的数学表达。那么这些也就不足为奇了：哥白尼将他的天文学研究看做是对上帝表达的崇敬，而伽利略认为他的工作是阅读上帝除了《圣经》外的“第二本书”。

 

　　如果还有人坚持认为科学和宗教处在冲突之中，无疑对双方都没有任何好处，并会为科学带来危害。这种危害不仅来自于对历史的扭曲，还因为它将科学置于宗教团体的敌对面，认为科学对宗教而言是一种威胁，而非一种值得称颂、支持的事业。前文提及的主教间有关水力压裂的会议就是一个绝佳例证：一旦教会参与进讨论之中，那么社会支持度和科学讨论的质量都会有所上升。毕竟，一个认同真理的核心价值、驱逐一切恐惧的社会，会希望如今被打上太多谬误和恐惧标签的公开辩论可以是清晰而冷静的。

 

　　然而，相同的悲剧仍会发生，在一些有宗教信仰传统的家庭中，甚至一些年幼的孩童都会被告知：他们不需要科学，科学在威胁他们的宗教团体。但真相是：历史上的科学研究往往是通过对一神教的，至少是对亚伯拉罕三教的认同而代代相传的。但可悲的是，人们却在没有必要的地方制造冲突。

 

　　对《创世纪》这类文本的“句读”――将其看做科学性文本，而非帮助人们理解宇宙的故事――是20世纪对正统基督教的一次越轨。反之，如果人们在相反证据下仍盲目固执己见，就发展为一种扭曲的信仰，它必须让位于对问题更深刻的理解。这可以描述我们人类作为参与者，艰苦地同世界进行接触。反思那一我们称作“理性希望”的重要存在，信仰和我们经验中对科学研究的描述其实差距并不大。

 

　　强迫科学和宗教分道扬镳无疑是对历史置之不顾，也是不现实的，这一做法必须停止。这会在某种程度上导致我们能在一些公众和政治对科学的态度中发现的选择主义，无论是在全球变暖问题，还是在疫苗问题上都有所表现。这会损害孩子们的教育体验，并且使我们对人类自己的科学史背景的理解陷入贫瘠的荒漠之中。我们人类不仅仅生存在物质世界中，还存在于一种历史叙事中，而它给了我们价值、目的和身份认知。科学就犹如是端坐于一棵树的树枝上，吸取着树的汁液，而这棵树扎根于有关创造、救赎和革新的伟大主题中，是这些贯穿于我们的宗教传统中，并赋予人类以人性。我们人类仍在试图回答那些上帝问倒霉的约伯的问题：

 

 

　　大地之广袤，你能明透吗？

 

　　闪电分离处，你能寻得吗？

 

　　昴宿星之结，你能系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