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孩子们亲身参与到真实世界当中时，他们学得最好。我们必须抵制基于屏幕学习的观点。
农场里，公鸡啼叫，吵醒了我和家人，我们在这里度过了一个长长的周末。这里空气清新，夜空繁星闪烁。太阳从山顶上升起时，我们走近谷仓，那儿的马、牛、鸡、猪、狗和猫轮流争夺着我们的注意力。我们清洗水槽并将其注满水，把干草运给牛和马。孩子们为早餐收集鸡蛋。
春天的微风仍然携着冬天的一丝寒意。当我们踏进水坑，泥浆裹住了靴子；当我们进入一个畜栏，猪撞到我们；当我们去看羊，它们一起蜷缩在一个角落。我们正在了解这个城市的分水岭，鸡蛋和牛肉来自这里，我们还弄清了谷仓在19世纪是如何用木栓而非金属钉子建造的。我们感受到了谷仓的气味、梯子的质地、铲子的硬度、猪呼噜时的震动、新鲜鸡蛋的味道，以及与农民的友谊。
作为一名家长，我很明显地看到，当孩子们全身心投入到有意义的经历中时，他们比坐在电脑前学到的东西更多。如果你对此表示怀疑，只需将孩子们在屏幕前观看某项活动与亲自做同样的活动做一个对比。他们更热衷于骑马，而不是观看一段骑马的视频。与其在网络游戏中玩一个模拟的运动，还不如亲身做一项运动。
然而，如今许多有权有势的人要求孩子们在电脑屏幕前花更多的时间，而不是更少。比尔·盖茨和马克·扎克伯格等慈善家为“个人学习”项目贡献了数百万美元。“个人学习”一词描述了孩子们自己在电脑上学习的情况。劳伦·鲍威尔·乔布斯（LaurenePowell Jobs）资助了XQ超级学校项目，该项目致力于运用技术“超越传统的教学方法”。美国教育部长贝特西·德沃斯（BetsyDeVos）等政策制定者称，个性化学习是“K-12教育领域最有前景的发展之一”。罗德岛已经宣布，在全州范围内对所有公立学校学生推行个性化学习。布鲁金斯学会等智库机构建议拉美国家建立“规模庞大的、覆盖数百万人的电子学习中心”。学校管理人员还宣扬给所有学生（包括幼儿园学生）提供个人电脑的好处。
许多成年人欣赏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力量，认为孩子们应该尽快使用电脑和互联网。然而，屏幕学习取代了其他更有触感的探索世界的方式。人类用眼睛，也用他们的耳朵、鼻子、嘴巴、皮肤、心脏、手、脚来学习。孩子们花在电脑上的时间越多，花在实地考察、建造模型飞机、休息、看一本书或与老师和朋友交谈的时间就越少。21世纪，学校不应该与时俱进地让孩子们在电脑前花费过多的时间。相反，学校应该为孩子们提供丰富的体验，让他们的整个身体都参与进来。
为了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这么多人接受屏幕学习，我们可以求助于20世纪法国哲学的经典：莫里斯?默劳-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知觉现象学》（1945）。
根据默劳-庞蒂的说法，欧洲哲学一直首先把“看”，而不是把“做”作为理解的一条途径。柏拉图、勒内·笛卡尔、约翰·洛克、大卫·休谟、伊曼纽尔·康德等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在头脑与世界、主体与客体、思维自我与物质事物之间制造了隔阂。哲学家们都想当然地认为，头脑是从远处观察事物的。当笛卡尔宣布“我思故我在”时，他就在思维和身体之间制造了一个根本的鸿沟。尽管数字媒体有着新颖性，但默劳-庞蒂会争辩说，西方思想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思维――而不是身体――是思考和学习的场所。
然而根据默劳-庞蒂的说法，“意识”最初不是“我认为”，而是“我可以”。换句话说，人类的思维是从生活经验中产生的，我们能用身体做的事情深刻影响着哲学家的思维或科学家的发现。他写道：“整个科学宇宙都是建立在现实世界之上的。”知觉现象学旨在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世界与意识之间的联系。
哲学家们习惯于说我们“有”一个身体。但正如默劳-庞蒂所指出的：“我不在我的身体之前，我在我的身体里，或者说我是我的身体。”这种简单的修正对学习有着重要的意义。那么，说“我是我的身体”到底是什么意思？
心灵并不在时间和空间之外。相反，身体思考、感觉、欲望、伤害，它存在一个历史，并展望未来。默劳-庞蒂发明了“意向弧（intentionalarc）”一词，用来描述意识是如何将我们的过去、我们的未来、我们的人类环境、我们的身体状况、我们的思想状况和我们的道德状况联系起来的。他让读者开始关注这个世界上渗透着我们思想的无数方面。
默劳-庞蒂让我们不要再相信人类的思想超越了自然界的其余部分的观点。人类是思考的动物，其思维总是充满着动物性。正如认知科学家艾伦·贾桑诺夫（AlanJasanoff）最近在Aeon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所解释的那样，将大脑独立于其他内脏之外的这种理想化是一种误导。学习过程发生在一个具有内在意识的“齿轮”进入世界之时。
以跳舞为例。对笛卡尔来说，头脑就像木偶操纵者通过拉线来移动木偶一样移动身体。在这个范例中，要学会跳舞，人们需要记住一系列的步骤。相反，对于默劳-庞蒂来说，学习跳舞的方法是在空间中移动自己的身体：“为了使新舞蹈融入一般运动的特定元素，它必须首先付诸运动。”在身体移动之前，头脑不会思考并做出有意识的决定；身体会“捕捉”运动。
哲学家们长期以来一直赋予头脑一种旁观者的立场，而事实上，身体参与了这个世界。众所周知，头脑是“思想的中心”，但“我身体的主要区域被奉献给行动”，而且“我的身体参与其价值”，这是常识。人们用身体的每一部分来学习、思考和评价，而我们的身体知道一些我们无法用语言完全表达出来的东西。
当然，人们可以反驳说，这可能对如舞蹈这样的体育活动是适用的，但不适用于所有的智力领域。默劳-庞蒂会回答说：“身体是我们拥有世界的一般手段。”我们学习、思考或知道的一切都来自我们的身体。我们通过在草地上散步、在河边徒步旅行、沿着湖面划船，才能欣赏地理学；通过与其他人交谈和学习他们的故事，才能欣赏文学；为家庭购买食物使我们相信我们需要学习数学。我们不总是能够追踪从经验到知识、从童年活动到成人洞察力的路径。但是，我们不可能绕开身体而学习：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驻所。
如果人们让默劳-庞蒂看到学生们在屏幕上学习，他不会感到惊讶。就像许多人能够抽象思维一样，学生们可以通过屏幕把自己投射到世界之中。只要孩子们对世界和其他人有一些了解，他们就应该能够对他们在屏幕上看到的东西有所了解。
尽管如此，默劳-庞蒂给了我们抵制计算机教育趋势的理由。个性化学习的支持者认为，让孩子在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里在电脑上学习是有好处的，包括以自己的节奏完成学习目标的学生。然而，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我们还不清楚为什么当这种经历从学生们的血肉之躯中被去除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仍然会在很长时间内想要这样做。当孩子们想要跑步、玩耍、画画、吃饭、唱歌、比赛和大笑时，老师和家长将不得不使用奖励、威胁和药物，让孩子长时间坐在电脑前。直截了当地说：屏幕学习的倡导者有时似乎忘记了，孩子是想在世界中活动而不是在远处观看的小动物。
在农场里，我的孩子们从周围的动物、树木、牧场、溪流、星星和其他事物中学习。事情变得比从屏幕中所看到的更真实、更直接。而且我们与农场主人建立良好关系的这种经历也同样深刻。农民们会抱着我的孩子，让他们骑在马背上，或者在解释如何把羊从一个畜栏赶到另一个畜栏时不让他们逃离自己的视线。晚饭前，我们的孩子和他们的孩子在河边玩得很开心。当我们开车离开农场时，我的小儿子眼里含着泪水，他不想离开他的新朋友。
对于德沃斯这样的支持者来说，基于计算机的教育使学生们能够以自己的节奏独立学习，包括在家里而在非在公立学校中。然而，根据我在农场的经验，我认为这突出了屏幕学习的一个问题：它不容易使儿童形成人际关系，而这对于良好的教育经验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马库斯·霍姆斯（Marcus Holmes）在他的重要著作《面对面的外交：社会神经科学和国际关系》（2018年）中阐述了证实这种直觉的科学。根据对心灵哲学、认知科学和社会神经科学的研究，霍姆斯认为，身体上的共处对于在人类之间产生信任和同情至关重要。尽管他的研究解决了为什么外交官们坚持在重要讨论中要面对面会谈这一难题，但他的工作也解释了为什么人们会觉得见面比通过屏幕交流更让人满意。
据霍姆斯的观点，外交官们坚持亲自会见他们的同行。优秀的谈判者只有在分享饮料、散步、握手或与同行私下交谈时才会有“参与的感觉”。外交官们知道，他们需要拥抱、呼吸同样的空气、相互对视，才能取得最佳结果。
霍姆斯利用神经科学解释了为什么面对面的会议通常会取得更好的结果。诸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神经学家马尔科·亚科博尼（MarcoIacoboni）这样的研究人员绘制了“镜像系统”，使人类能够理解彼此的意图。大脑内部存在镜像神经元，当我们做一个动作或看到另一个人在做这个动作时，这些神经元就会启动。大众心理学认为，当我们看到另一个人时，我们会在决定如何反应之前想一想。根据新的“模拟理论”，我们实际上感受到了另一个人的镜像神经元的感觉，就像这种体验发生在我们身上一样。镜像系统“使得个人之间的高级神经同步了”。
面对面的交流使人们能够“发现面部表情的细微变化”，并察觉到他人的真诚。神经科学表明，人类在阅读别人的思想方面做得很好。人们常常互相欺骗，但面对面的相遇有助于发现欺骗。在游戏中，人们在亲自玩而不是在网上玩的时候会更加互信。同样，当人们聚在一起时，会有更大的融洽和“耦合”。简单地说，面对面的互动是理解意图的一种无与伦比的机制。
新技术能在多大程度上复制面对面的互动？霍姆斯承认，写作、打电话或视频聊天对于许多形式的交流来说都是不错的，但他坚持认为，人们必须亲自见面，才能获得高度的信任或社会纽带。霍姆斯援引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Collins）的话解释说，人们希望与他人在一起，从而产生情感能量，一种自信、兴奋、力量、热情和主动采取行动的感觉。通过电子邮件或互联网进行交流，使得人们对在计算机摄像头前讲话的人的肢体语言的阅读或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察觉变得更加困难。远距离沟通并不能像面对面的交流一样提供身体和情感上的联系。
我们可以把对社会神经科学的认识从国际关系理论转向教育理论。把孩子放在屏幕前可以让他们接触本来是无法接触到的信息、认识世界各地的人、玩游戏、阅读书籍、购买东西等等。但作为一种“互动仪式”，屏幕学习产生的情感能量比那些分享物理空间的教师和学生要少。通过屏幕观看的学生不会在同等程度上信任或关心他们的老师或学生。当没有相同的视觉暗示来约束自己的舌头时，人们可能会更自由地说话，但这也意味着人们更有可能是肆无忌惮的和敌对的。人们对在线教育社区的投资也不会是一样的。
屏幕不能像在农场参与其生活节奏并与其他人建立联系那样提供同样的情感共鸣。教育工作者应该考虑如何为更多的学生提供这样的机会，包括那些父母没有时间和资源规划这种旅行的学生。
对许多年轻人来说，即使使用得当，数字媒体也会使教育和社区生活变得更糟。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大多数人已经知道这一点。当私立学校做广告时，场景通常是孩子们做体育活动或和一群朋友在一起。
人们可以合理地反驳说，许多年轻人喜欢待在屏幕前，并通过上网提高效率。这也是一个澳大利亚研究小组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的报告――《数字时代的儿童权利》（2014年）中的说法。研究人员采访了世界各地的儿童，并用他们的话和例子得出结论：“通过8种不同的语言聆听儿童的情感倾诉，我们得到一个响亮而清晰的真理：我们需要采取必要步骤，确保所有儿童都能获得访问数字媒体的机会。”
该报告描述了儿童在数字媒体上花费时间所带来的真正好处。孩子们可以获得信息、获得更快的服务、以艺术和政治的方式表达自己、享受乐趣，并与世界各地的人建立和保持友谊。该报告也承认数字媒体的危险，包括接触暴力和色情图像、过度使用以及数据隐私问题。但它认为，“所描述的风险”被夸大了。该报告认为，如果儿童和他们的照顾者有责任心，他们很可能会从在线访问中获益。
然而，在其引人注目的尾声中，该报告引用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的话，回答了如果数字媒体消失会发生什么的问题。以下是来自不同国家的青少年的一些回应：“我会花更多的时间在户外做事情，而不是看电视或手机什么的，我会找到更有效率的事情去做”（澳大利亚）。“如果我没有任何数字媒体，我就会读故事书”（泰国）。“这不会有任何害处，毕竟我们并没有彻底地与数字媒体连接起来，我们不受数字媒体的控制”（土耳其）。“这将使人们更有信心与其他人面对面交谈，而不是通过互联网，能够与他们有着实际的交谈”（澳大利亚）。“人们会学会用其他方式生活”（巴西）。“一开始很难习惯，但既然所有人都没有，那么每个人都会克服它。这样做也会更好，因为每个人都能说得更多，为了友谊而更加努力地工作”（澳大利亚）。
如果继续数字化学习的话，孩子们会在屏幕前花费大量的时间。他们将在上学前使用应用程序，在电脑前度过他们的日子，在网上做作业，然后用数字媒体娱乐自己。孩子们正在失去体验丰富多彩世界的机会。所以让我们阻止它。
资料来源Aeon
责任编辑 彦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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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尼古拉斯·坦皮奥（Nicholas Tampio）是纽约福德姆大学政治学副教授。他是《康德哲学的勇气》（Kantian Courage）和《德勒兹的政治愿景》（Deleuze’s Political Vision）的作者。他最近出版了《共同核心：国家教育标准和对民主的威胁》（Common Core: National Education Standards and the Threat to Democra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