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冬天，物理学家埃尔温·薛定谔（ErwinSchrodinger）邀请都柏林的公众收听他发表的一系列演讲，他称这些演讲是“艰深的”“不能说得上是受欢迎的”。约有400人没有被吓倒，他们是第一批听到薛定谔提出他的观点的人。薛定谔提出的观点是关于物理学是如何揭示生物在面对看似随机的自然力量时，维持分子秩序和组织的令人困惑的能力的。

　　75年过去了，他的一些想法仍然是艰深的，甚至是存在争议的。但它们很受欢迎，并再次吸引人们来到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圣三一大学于2018年9月举办“75年后的薛定谔――生物学的未来”讲座，届时有一群杰出的演讲者发表演说，话题从衰老、植物学到传染病和意识等学科的未来。薛定谔的讲座被收集到他所谓的“小书”中，这本《生命是什么?》于1944年出版。有人认为它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科学书籍之一。

　　这本书吸引了其他领域的科学家对遗传学和生命分子机制的研究，其中包括物理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莫里斯·威尔金斯和西摩·本泽，化学家冈瑟·斯坦特以及动物学家詹姆斯·沃森。但是，这本薄薄的书里的想法真的能为如此多样化的项目提供足够的动力吗?

　　批评者认为，这本书既不是原创的，也不够新颖。它主要局限于讨论通过染色体遗传的分子基础。在这里，薛定谔提出了一个吉祥的建议：遗传物质是一种“非周期性晶体”、一种具有特定但非周期性排列原子的结构，它们编码信息，以某种方式指导生物体的发育。当克里克和沃森在接下来的10年里思考DNA的结构时，他们产生了共鸣，但这并不是完全原创的。至于遗传机制是如何工作的，薛定谔只能指出，它似乎暂停了热力学第二定律――它表明总熵必须增加。

　　《生命是什么？》的影响更多在于精神而非实质。薛定谔把生命的问题看成是一个没有形成单一学科的难题。他所处的时代是完美的：生物学已经从一个很大程度上描述性的、历史的和有机的科学转变为一个机械的和微观的科学。这种跨学科的相关性同样适用于都柏林会议上讨论的主题。人工智能和复杂系统的物理科学内容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比如说到认知神经科学的理解、学习和记忆以及传染病也可以受益于广泛的专业知识：从网络拓扑的研究、信息的热力学到遍历性（必威在线网站首页网址 系统是如何广泛探讨其可能状态的）。

　　令人高兴的是，化学也存在于这种表单中。毕竟，20世纪中叶的生物学家依靠这个课题来探索和更好地理解DNA、酶和细胞信号转导。后来分子生物学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到《生命是什么？》的启发，这意味着，诺贝尔奖是授予“化学”还是“生理学或医学”，现在就像20世纪初的核科学是授予化学奖还是物理学奖一样武断。

　　《生命是什么?》提出关于自然界的深奥问题不属于任何学术学科。的确，都柏林会议本可以更进一步，采纳薛定谔关于决定论和自由意志的收场白，它援引了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和印度教（这毁掉了该书在虔诚的天主教爱尔兰出版的机会）。有些人对这种材料感到惊讶，但薛定谔的朋友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不会觉得它有什么不妥。哲学家、伦理学家、诗人和神学家对生命的未来也有利害关系，也许他们会被邀请参加百年庆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