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公众关注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使我想起了一句名言：科学进展是悲喜交集的福音，例外很少。我是在20世纪最著名的英国科学哲学家波普尔（K.Popper）的著作中读到这句话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难以忘怀。

　　本来，在科学传播和应用中，人们普遍接受的是“知识就是力量”的信念。20世纪初，我国发生“科学与玄学”的大论战，玄学被称为“玄学鬼”。那么，科学便是“神”了。我所接受的，也是这种教育。不过，二战中日本的细菌武器，以及德国集中营的种种“人体试验”，使人们不能不痛苦地看到：科学也可能危害人类。

　　这样从两面看科学，并不是反科学，而是为了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科学、应用科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指出：“干细胞研究、基因测试和克隆技术等生命科学的发展，给予我们新的力量来改善人类的健康，并能控制所有物种的进展；但上一世纪科技的发展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对人类社会、文化、法律和伦理的影响及关注。用一个词来概括这一关注，那就是生命伦理学。”

　　为什么是生命伦理学呢？我体会，是因为生命伦理学的宗旨和规范正是用科学为人类造福。UNESCO《世界人类基因组与人类宣言》庄严规定：“对人类基因组的研究及由此带来的应用，为改善个人和全人类的健康状况的进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但强调指出，这种研究应充分尊重人的尊严、自由与人权，并禁止基于遗传特征的一切形式的歧视。”“违背人的尊严的做法，如人类的生殖性克隆，是不能允许的。”

　　由此，也便产生了能做与该做的问题。现代科学，包括生命科学的发展，极大地拓展了人类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能力。人类能做的事情太多了，是不是都该做呢？显然不是。有一段时间，曾相当盛行所谓“技术至上命令”：凡技术上能够做到的就应当去做。但科学家们逐渐认识到不能这样，因为会危及人类的利益。20世纪70年代，著名科学家、诺奖得主伯格（P.Berg）曾发表公开信，建议暂停基因重组试验，以确保安全。伯格的信引发强烈反响，表明人类，特别是科学家对科学的认识跨上了新的高度。

　　今天，面对基因编辑的挑战，无疑也要有新的相应的思考。最重要的，要维护人类基本的长远的利益。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主角贺建奎先生说，“我知道我的工作会有些争议”，但为了占领基因编辑技术的“制高点”，“在国际日益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他选择舍弃伦理。这可能反映了一部分人的心态。

　　我以为，在当今科学如此发展如此强大的背景下，当然要大力发展科学。但是不是因此可以不顾伦理、背离伦理呢？肯定不是。在科学与伦理之间，能做与该做之间，要求得合理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