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基因技术发展情况还算不错，美国需要冷静地讨论CRISPR基因技术的利与弊，而不是对这项技术一概禁止。
中国科学家贺建奎在基因组编辑峰会上发言。贺说，他对2018年11月出生的一对双胞胎女婴的基因进行了修改，以防止她们感染上艾滋病毒
中国一位名叫贺建奎的科学家宣布，他在胚胎期进行基因编辑的一对双胞胎女婴于2018年11月出生。从某些方面来说，这样的新闻其实并不新鲜，事实上，“转基因人类”早已经出现在我们中间。
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新泽西州的一些生育医生想出了如何帮助不孕妇女的办法，他们怀疑一些妇女是因为卵子中某些缺陷物质导致受孕艰难。为让卵子恢复活力，医生们在进行体外受精之前，将健康女性捐献的卵细胞中的一些果冻状填充物取出，注射到患者的卵细胞中。
这些研究人员在做这些事情之前，都没有向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申请许可，只有在他们的患者开始有了健康的孩子后，他们才会与别人一起分享成功的消息，而一旦这样的消息传开，一些准父母们就会纷纷涌进这些诊所要求做这种手术。
但其他人的反应是震惊而不是兴奋。我们的细胞在称为线粒体的微型工厂中产生燃料，每个线粒体都携带有属于自己的一组基因，而新泽西的生育医生所创造的新的DNA，不是来自父母双方两个人的基因，而是还加上了“第三者”的基因。
事实证明确实如此。医生们发现，一些儿童除了携带父母的DNA外，还携带来自捐赠者的线粒体DNA。在2001年关于这一发现的报告中，他们称这是“人类生殖系基因修改诞生健康儿童的第一个案例”，生殖系是一种能产生一个新的人类个体的细胞谱系。
FDA对此表示不满，他们给诊所写信要求将这种方法当作一种新的实验性药物来进行试验，官方干预令一些诊所不得不停止给患者卵子注射他人遗传物质的手术。但那时，有大约12个孩子在出生时他们的DNA就已经混杂了，也许还有更多这样的孩子，确切的数字没有人知道。
新泽西的医生后来跟踪调查了其中一些孩子，到他们十几岁时并没有发现健康异常。与此同时，一些生物学家已经意识到，基因修改或许还可以做些别的事情，比如预防一些无法治愈的疾病。
就像染色体中的DNA一样，线粒体中的DNA也会发生突变。突变可以导致从失明到过早死亡等各种病症，女性会将这些症状遗传给她们的孩子。据估计，每5 000人中就有1人患有线粒体疾病，而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些疾病并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科学家们想知道是否能够通过交换线粒体来消除这些疾病。
他们设想的程序是从某个病人的卵子中取出染色体开始，然后从健康的捐赠者那里得到一个卵子，剔除其染色体，最后将病人的染色体插入供体卵子，并使其与精子受精。这种所谓的线粒体替代疗法在老鼠和猴子身上试验的结果令人鼓舞，但当科学家们向美国政府提出在人类卵子上进行试验时被叫停了。
人们担心的不仅仅是可能的医疗风险。许多人认为这是对人类尊严的冒犯。“这是一种可怕的优生克隆人。”内布拉斯加州国会议员杰夫·福滕贝里（Jeff Fortenberry）在一次听证会上说道。两年后，国会预算法案新增加一项禁止FDA对线粒体替代疗法进行审议的条款，于是一些研究人员不得不转入地下，隐秘地进行实验。
2016年，一位名叫约翰·张（John Zhang）的美国生育医生宣布，他前往墨西哥悄悄地为一名患有亚急性坏死性脑脊髓病的约旦女子实施了线粒体替代疗法手术，生下了一个看上去很健康的男孩。但她和她的丈夫没兴趣让科学家跟踪他们孩子的健康状况，因此我们对这个孩子之后的命运一无所知。
2018年11月，深圳南方科技大学贺建奎博士宣称，他通过CRISPR基因编辑技术改变了人类胚胎的DNA，制造了一对基因编辑婴儿。他破坏了一种叫CCR5的基因，据称缺失这一部分遗传物质的人似乎能够抵抗艾滋病毒的感染。
随即，《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公布了这一消息，之后美联社发表了长篇报道。贺博士在网上发布了一系列展示成功的视频，并赴香港参加了一个大型基因编辑会议，在会议上展示了关于这项研究工作一些细节的幻灯片。
与之前的新泽西生殖医生一样，贺博士也因其行事的隐秘和鲁莽而受到严厉谴责，香港会议的组织者发表声明说，这对双胞胎的出生是“不负责任的”。他们说，贺博士的这项研究很糟糕，他们认为他在伦理上的考虑是“失败的”。一些听过贺博士演讲的科学家怀疑，他是否真的移除了CCR5基因的错误片段，中国政府也对这一事件展开了调查。
哈佛大学法学院研究生殖技术的教授格伦·科恩（Glenn Cohen）对未来基因编辑人类前景进行了预测，他的预测听起来像是线粒体置换故事的重演，他预言这项技术将被全面禁止。“我觉得，全球将会有强有力的监管行动，人们会感到害怕，当他们害怕的时候，就会做出反应强烈的决定。”科恩教授说道。
FDA负责人斯科特·戈特利布（Scott Gottlieb）对科恩教授的预测表示了一定的支持。在与独立研究机构“生物世纪”的一次访谈中，他批评科学界没能阻止贺博士，并警告说：“如果科学界有信心能够自行实施适当的标准，那么潜在的法规和法律可能会更具约束力。”
编辑人类胚胎在某种情况下可能具有医学上的意义。2017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美国国家医学科学院发布了关于哪些病例可能符合基因修改条件的详细指南，虽然没有指明任何具体的疾病，但他们认为，只有在没有其他治疗方法可以让父母拥有一个健康的孩子时，才可以考虑采取基因编辑和基因修改的方法。
然而，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条不同的道路。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英国线粒体替代疗法的历史，当英国科学家提出对人类卵子进行基因修改时，英国进行了一场严肃而公开的讨论，讨论了其中的利弊。经过长期调研之后，2015年，英国通过了一项批准实施这一手术的程序的法律。
但英国政府并没有创造一个医生可以在任何时候自由做这种手术的医疗上的“蛮荒西部”，诊所在做这项手术之前必须获得英国人类受精和胚胎管理局的许可，该机构将对手术过程进行监控，并对这些基因修改儿童的一生进行跟踪调查，以观察是否会有意外副作用发生。
2018年2月，该机构宣布首次批准纽卡斯尔一家生育诊所对两名妇女使用线粒体替代疗法。该机构的一名代表拒绝透露孩子是否已经出生。
国际社会将继续关注中国出生的两个基因编辑婴儿，但在英国的经过基因修改的孩子也值得关注，我们可以从中选择哪些可以代表基因编辑人类的未来。
资料来源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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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卡尔·齐默（Carl Zimmer）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著有《她有母亲的笑声：遗传的力量、变异和潜力》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