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南道尔写福尔摩斯时，着力在他敏锐精准的观察能力。的确，大侦探深谙此道，而且深爱此道。他的哥哥据说更甚于他，哥俩在一起时，除了喝咖啡品雪茄之外，另一个节目竟然是从临街的窗户观察路人，做出种种推论，自相娱乐。从一个怀抱幼儿的过客的肤色衣着、走路姿态、帽子戴法、手提物事，最后推出：这个观察对象刚从印度回来，是新近从皇家炮兵队退伍的军士，妻子去世不久，至少有两个孩子。让在边上旁观的华生医生惊叹不已。

　　小说中福尔摩斯的原型据说是作者在爱丁堡求学时的教授约瑟夫·贝尔。贝尔出生在医生世家，幼承庭训，特别强调细致准确的观察在临床诊断中的作用。运用这些能力，贝尔还参与过一些刑事案件的侦破，常被称作苏格兰法医学的先驱。一般人会认为，有赖于柯南道尔，贝尔得以大名远扬；其实恰是贝尔的科学方法，福尔摩斯才得以成为名闻遐迩、神乎其技的大英雄。科学的观察推理方法由此进入一般公众的视野，科学概念由此社会化，科学精神由此发扬。

　　当然，这里说的“观察”不仅仅是（或者根本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看”。《斑点带子案》据说是作者自己最喜欢的一篇，说的是一位小姐在自家卧室里离奇死亡，而案发时门窗紧闭，于是凶手如何进入现场就成了一个谜。勘查现场时，福尔摩斯很快就指出这间卧室和邻屋有一个小的通气孔相连，孔上有一个钩子，系着一根好像是呼唤管家的铃绳，而这根铃绳并没有和任何一个铃连接。与福尔摩斯一起检查现场的华生医生承认，他甚至没有注意到这一细节——正如福氏后来批评的，“你是在看而不是在观察”，而他却在“走进她的房间之前”“就知道……我们会发现一个通气孔”。

　　在另外好几篇故事里，福尔摩斯都提到他在“看见”物证之前就“知道”物证的存在，而他勘查现场时，也不是漫无目的地搜罗尽可能多的东西。他从观察中得出预判，随后的工作是验证或否证这个预判。《跳舞的人》的大结局发生在一个老乡绅的书房里，最初到现场的警官看见的，是该乡绅中弹身亡，另有一女子重伤，而在现场发现的手枪也确实是射了两发子弹。警官于是断定，老乡绅被女子射杀，而后凶手自杀未遂成重伤。但种种迹象表明女子身后的窗户曾被短暂打开过，根据现场的其他物证和相关人员的证词，福尔摩斯推断现场应该是三个人，射杀老乡绅的凶手应该是在窗外开枪然后逃逸。这一推断是否为真，必须要由现场物证来判断。经过仔细检查，他发现窗框上有一处非常不起眼的“小窟窿”，推断为老乡绅在还击窗外的凶手、但未击中目标而留下的。“您怎么看见的？”警长吃惊地问。“因为我在找它。”福尔摩斯回答说。在这里，观察完全不是“看看”，而是寻找一个支持预判的证据。

　　这儿故事的发展表现为典型的科学思维：观察→做出推断→检验这种预判→结论。从现象开始，追寻背后的原因，这是预判。“经过检查，发现果然如此，则预判成立”，这是结论。这种“假设﹣验证”的模式，是16—17世纪科学发展带来的最宝贵的东西。在对自然的研究中，这一模式屡试不爽，屡建奇功。

　　1643年夏天，意大利学者托利切里发现在封闭的玻璃管里，水银柱最多只能维持在18库比特即76毫米上下。法国人巴斯卡认为，空气实际上是有重量的，而水银柱所显示的高度，正是与空气压力平衡的结果。他于是进一步提出，“我们浸没在一种空气的海洋的底部……”但是，当时谁能相信“空无一物”的空气有重量，而且可以和高达76毫米的水银柱抗衡？我们既然在这一“海洋”之下，自然不能跑到大气层之外去看看，那怎么才能知道是否确有其事？巴斯卡推理说，高海拔处，如高山顶上，空气层的厚度应该比山谷处略薄。如果确有这么一种“空气的海洋”，这些地方所承受的空气的重量也应该相应稍小，即气压应该比我们所在的“海底”稍许小一些。1648年9月19日，巴斯卡的姐夫比里埃应他的要求，在1 460米高的多姆山，在不同海拔上逐级测量，发现气压果然随海拔高度下降，一如巴斯卡所预判的那样——果不其然！巴氏先前对于“空气的海洋”的推测于是成立。了解大气层、气压，以及我们的生活环境，当然是学问上的重要进展，但更重要的是，而且对于以后几个世纪对自然的探索来说一直都是头等重要的，是巴氏的工作提供了一种完整的科学思维的模式。

　　这种“观察﹣推理﹣假说﹣验证”的模式时常被称为“科学方法”。在科学革命以后几个世纪的对自然的探索之中，这种方法表现得如此重要，出现在科学的各个分支上，锋芒所指，所向披靡。从本质上说，这是对拘泥于感官经验的朴素探索方式的突破和扩展。从此，对自然的理解从感官经验出发，但不止于此，而是在理性的引导下，能动地考问自然。这一方法的应用，彰显的是理性的权威。在以后的100多年里，其应用领域更是大大扩展，进入非自然科学的领域；一切研究，任何结论，必须经受理性的批判；合则留，不合则去。18世纪的这一波澜壮阔的人类思想的大跃进，史称启蒙运动。

　　从理论科学到实用研究，从自然到人文，从少数研究者到整个知识界，启蒙运动的范围不断阔大，影响更臻深远。对于非专业的普通民众，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当然不是一蹴而就。在18、19世纪，较早完成工业化的西欧各国民众，最先通过科学普及、科学教育以及科学成果本身，接触到了科学所赖以成就的理性精神；浸润既久、潜移默化，就形成了一种文化，这种以理性为中心和最高判断原则的确立，或者可以视为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现代化”的标志。

　　上文的几个简单例子力图说明，侦探﹣推理小说所着重表达的，正是这种理性精神；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大多数民众而言，这类小说是他们汲取科学精神的一个重要渠道。福尔摩斯曾经开玩笑说，他的“演绎方法”是有传染性的。的确。库恩在说起侦探小说如何征服他们全家的，为福尔摩斯的说法作了一个有趣的注解：

　　我喜欢……阅读，但是我现在读的大部分都是侦探小说。我记得我的孩子们过去常常嘲笑我……“这种东西怎么也能看得下去”。我还记得我的女儿进入学术圈后，也在读侦探小说，她对我说，这是唯一读起来不像是在工作的书……杰海娜嫁给我的时候十分蔑视侦探小说，但她现在几乎和我读得一样多。

　　这种小说情节离奇而不失严谨，引人入胜同时发人深思，在科学观念的社会化上，确实占有独特的地位。试想我们中土文明的文化概念和价值观，不也主要是通过勾栏瓦舍、丝竹弹唱代代相传的吗——有多少人真是通过四书五经懂得孝悌仁恕、忠君报国的呢。细看西洋文化的传播，当信此言不虚。

　　以理性推断为基本线索的侦探小说，最著名的例如本文开始时介绍的福尔摩斯，在欧陆各国很早就大行其道。从爱伦坡到柯南道尔到克里斯蒂，并不以其“小说家者流”的出身而稍逊于其他的文化因素，几乎可以说独自构成了所谓的西洋文化的一个方面。201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被最广泛阅读的50位作家”，涵盖古今，从莎士比亚到卡夫卡，而我们耳熟能详的侦探推理小说作者竟占到5席，不可谓不盛。其中柯南道尔名列第14，恰在大仲马之下马克·吐温之上，而后来以《尼罗河上的惨案》为我国读者所熟知的克里斯蒂竟雄踞榜首。随着意想之外情理之中的、高度可读的情节渐次展开，其着力宣扬的理性精神，也在不知不觉之中被读者吸收，渐渐成为社会文化的一个部分。侦探小说久兴不衰，而其社会影响、对文化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无疑为人所共见。所谓“行不言之教”，这大概可以看作是一个例子了。侦探小说，从科学史到思想史，其对于社会文化的贡献，当然不是浇薄的士风和浮嚣的民气可以稍许想象的了。

本文作者吴以义是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文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6JJD770013 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