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洞穴和迷宫中，人类的大脑导航器官大多是无用的。迷失方向会使大脑陷于混乱，但也可能使我们获得一种力量。
2004年12月18日晚，在法国西南部的马迪兰小村庄，一位名叫让﹣吕克·约苏亚特﹣韦尔热斯（Jean-Luc Josuat-Vergès）的男子在一个废弃蘑菇农场的地道里迷了路。48岁的韦尔热斯是当地一家医疗中心的看门人，一直很消沉。他把妻子和14岁的儿子留在家里，带着一瓶威士忌和一袋安眠药驱车上山。开着他的路虎进入蘑菇农场的地道入口后，他打开手电筒，跌跌撞撞地走入黑暗之中。
这些地道最初是为了开采白垩矿而在石灰岩山上挖出来的，由一个长达5英里的迷宫组成，里面有黑黢黢的矿道、曲折的坑道和死胡同。韦尔热斯沿着一条矿道走了一圈又一圈。他的手电筒由于电力不足而慢慢变暗，然后熄灭了；没过多久，他迈着沉重的步伐走过一条潮湿的坑道，他的鞋子在黏湿的泥浆中走掉了。韦尔热斯赤着脚跌跌撞撞地穿梭在迷宫里，在漆黑的世界中摸索着，徒劳地寻找着出口。
2005年1月21日下午，也就是韦尔热斯进入迷宫的第34天，当地有3个十几岁的男孩决定去这个废弃的蘑菇农场探险。进入黑暗的地道，只走了几步，他们就发现了那辆路虎车，驾驶室的门还开着。男孩们报了警，警察立即派出了一支搜救队。90分钟后，在距离地道入口仅600英尺的地方，他们发现了韦尔热斯。他脸色惨白，瘦得像骷髅，长着又长又乱的胡子，但他还活着。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韦尔热斯濒临死亡的故事被媒体广泛报道，他被称为“黑暗中的奇迹”。
他讲述自己在蘑菇农场地道里熬过的几个星期，记者们听得津津有味，这个故事甚至可以与那些被困的登山者或荒岛上海难幸存者的故事相媲美。韦尔热斯在地道里用四肢爬行，用手刨泥，吃的是粘土和腐烂的木头；他喝着从石灰岩天花板滴下来的水，有时甚至从岩壁上吸水。睡觉时，他把自己裹在菇农留下的旧塑料防水罩里。韦尔热斯的故事让记者们感到困惑的地方在于，他的情绪经历了剧烈的、意想不到的波动。
如人们所料，有时，他陷入深深的绝望；他甚至用一根绳子做了一个套索，“以防一切变得难以忍受。”但也有时候，韦尔热斯解释说，当他在黑暗中行走时，他会陷入一种沉思，让他的思想变得柔和而放松，当他接受了迷失方向的感觉时，就会让自己在漆黑的地道中变得平静而超脱。他说，在迷宫中漫无方向地一走就是几个小时，“我在黑暗中独自歌唱。”
失败的地下导航
智人一直以来都是了不起的导航者。在我们大脑的原始区域中，拥有一个功能强大的器官叫作海马体，每当我们迈出一步，就会有100万个神经元收集我们所在位置的数据，形成神经学家所说的“认知地图”，让我们始终能够在空间中定位。这个功能强大的器官远远超过了我们的现代需求，是我们以游牧狩猎为生的祖先的传家宝——他们的生存依赖于导航能力。数十万年以来，如果智人找不到水源或一个安全的可以遮风挡雨的岩石，或者无法追踪成群的猎物并找到可食用的植物，那么就一定会导致死亡。在陌生的环境中如果没有为自己导航的能力，那么我们这一物种就无法生存。导航能力是人类固有的。
因此，当我们迷失方向时，就会陷入一种原始而又苦涩的恐慌，这并不奇怪。我们很多最基本的恐惧感，如与亲人分离、被迫背井离乡、被遗忘在黑暗中，都是对迷失的恐惧。在我们的童话故事中，当美丽的少女在黑暗的森林中迷失方向时，就会遇到险恶的巨魔或戴着头巾的老妖婆。甚至地狱也经常被描绘成是一个迷宫，例如弥尔顿的《失乐园》。迷失方向的典型恐怖故事是希腊神话中的弥诺陶洛斯（人身牛头怪物），他住在克诺索斯迷宫蜿蜒曲折的通道里，如古罗马诗人奥维德所写的：这是个美丽而神秘的迷宫，进入其中的人无法找到参照点。
我们对迷失方向的恐惧是根深蒂固的，因为迷失方向可能会引发某种崩溃，我们的自我意识会由此而瓦解。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在1888年出版的《牧场生活与狩猎之路》一书中写道：“迷失在旷野中的感觉，对于一个完全不习惯的人来说，似乎是要把他逼到一种可怕的恐怖状态中去，最后使他失去理智……如果没能够在三四天内被发现，他很容易变得疯狂；然后他会从救援者那里逃跑，必须像捕获野兽一样去追捕他。”
我们的海马体能十分可靠地引导我们在地球表面穿行，但从我们进入地下黑暗的第一步开始，海马体就像失去接收信号的收音机一样出故障了。我们被切断了来自日月星辰的指引。如果没有地心引力，即使是地平线也会消失，我们几乎连上下方位也无法分辨。所有可能在地球表面指引我们的细微线索——云层形成、植物生长模式、动物足迹、风向等等，都消失了。在地下，我们甚至失去了自己影子的指引。
在一个狭窄的洞穴通道里，或者在地下墓穴的边界褶皱里，我们的视线是狭隘的，最多只能看到下一个转弯处。正如洞穴历史学家威廉·怀特（William White）观察到的，你永远不会真正看到整个洞穴，一次只能看到一部分。丽贝卡·索尔尼特（Rebecca Solnit）在《野外迷路指南》中写道，当我们在一片风景中穿行时，我们是在把周围的环境当作文本来阅读，研究“地球本身的语言”；地下世界则是一张白纸，或者是一页潦草的语言，我们无法解读。
但也并非每种生物都无法解读。某些居住在地下的生物非常适应在黑暗中导航。我们都知道蝙蝠，它会利用声呐和回声定位技术在黑暗的洞穴中猛冲而过，但地下导航者冠军可能是盲鼹鼠：一种粉红色的、皱巴巴的、有龅牙的动物——想象一下，就好像一位90岁老人的大拇指，上面长着龅牙，整天待在迷宫般巨大的地下巢穴中。为了在这些黑暗的通道中穿行，盲鼹鼠会周期性地用头撞击地面，然后根据返回的振动模式来辨别出空间的形状。在它的大脑中，甚至有一个微小的铁矿，一个内置的指南针，用来探测地球磁场。自然选择使我们这些生活在地表的人没有这样的适应技巧。对我们来说，在地下世界迈出的一步永远是进入导航真空的一步，是朝着错误方向迈出的一步，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完全没有方向的一步。
制作洞穴地图
在其他任何地方，当我们与生俱来的导航能力出现问题时，我们会求助于地图，它将我们锚定在空间中，并让我们继续前进。然而，在地下世界，测绘一直是一项独特的令人困惑的工作。很久以前，探险家和地图绘制员就已经能够绘制地球上所有其他陆地景观，在遥远的群岛和山脉上绘制清晰的纵横网格线，而如今，我们脚下的空间仍然难以捉摸。
已知最早的洞穴地图是绘制于1665年的鲍曼洞穴，这是一个位于德国森林茂密的哈茨山脉的大型洞穴。从地图的基本线条来看，这位名叫冯·阿尔文斯莱本（Von Alvensleben）的制图员似乎并不是一位地图绘制专家，甚至也不是一位能干的制图员。这幅地图的不足之处还是很明显的。探险者未能传达任何视角、深度或其他维度，甚至未能传达这是个地下空间。冯·阿尔文斯莱本试图绘制一个他没有能力看到的空间，一个他完全无法感知的空间。它已经到了认知愚蠢的地步，就像试图画一幅鬼的画像，或者用网捕捉一朵云。
长期以来，地下世界的制图一直都很失败，而鲍曼洞穴的地图是其中的第一张。几百年以来，欧洲各地的探险者都是一群勇敢的、堂吉诃德式的人，他们探索洞穴的目的是测量地下世界，在黑暗中确定自己的方位，结果往往令人困惑不已，以失败告终。利用磨损的绳索，他们在地下深处潜行了几个小时，爬过庞大的巨石，游过地下的河流。他们用蜡烛引路，蜡烛发出微弱的光晕，照亮的范围不超过几英尺。探险者经常采取荒谬的措施，比如奥地利一位名叫约瑟夫·内格尔（Joseph Nagel）的探险者，为了照亮一个洞穴，在两只鹅的脚上绑上一束蜡烛，然后向鹅扔石子，希望它们能飞起来，从而照亮整个洞穴。（但没有成功：鹅跛着脚摇摇摆摆地滚落在地上。）
与此同时，即使他们成功地进行了测量，探险者的空间感知也被环境的反复无常所扭曲，以至于他们的发现可能完全偏离了目标。例如，1672年在斯洛文尼亚的一次探险中，一名探险家探测了一条蜿蜒的洞穴通道，并记录了它的长度为6英里，而实际上他只走了1/4英里。这些早期探险所得的勘测和地图往往与现实情况相差甚远，以至于有些洞穴现在实际上已无法辨认。如今，我们只能把那些古老的报道当作是关于虚构地点的神秘短诗来读。
早期洞穴测绘者中最著名的是19世纪末的法国人爱德华﹣阿尔弗雷德·马特尔（Edouard-Alfred Martel），他后来被称为洞穴学之父。在马特尔长达50年的探险生涯中，他在世界上15个国家主导了大约1 500次探险，其中有数百次进入了原始洞穴。他是一名职业律师，在探险生涯的早期穿着衬衫，头戴圆顶礼帽，在地下世界攀爬，后来他设计了一套专门的洞穴探险设备。除了一艘名为“鳄鱼”的可折叠帆布船，以及一部与地面上搬运工沟通的笨重野外电话，他还设计了一系列地下测量仪器。例如，他发明了一个奇妙的装置来测量洞穴的高度，在这个装置中，他用一根长绳子把一块浸过酒精的海绵系在一个纸气球上，然后在海绵上点燃一根火柴，当他解开绳子时，气球就会上升到洞穴顶部。马特尔的地图也许比他的前辈们的地图更精确，但与当时任何其他景观的探险者所绘制的地图相比，它们只不过是一些草图。马特尔因他在制图上的创新而闻名，他将洞穴划分成不同的横截面，这后来成为洞穴制图的标准。
马特尔和探险同伴们花了数年的时间试图在地下世界实现自我导航，但以失败告终。没有人能如此真切地体会到迷失方向的感觉：一连好几个小时，他们漂浮在黑暗中，陷入长期的眩晕状态，试图锚定自己，但只是徒劳。根据所有的进化逻辑，我们的大脑会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迷失方向，因为这会刺激我们最原始的恐惧受体，探险者们一定经历了一种深深的焦虑：正如罗斯福所描述的那种“可怕的恐慌”。而且这种感觉会越来越强烈。
迷失在黑暗中似乎使他们获得了一种力量。
在迷失中获得力量
迷失方向始终是一种神秘的、多方面的状态，总是充满着意想不到的力量。纵观历史，各种各样的艺术家、哲学家和科学家都把迷失方向作为一种发现和创造的引擎而加以颂扬，无论从偏离物理路径的意义上讲，还是从熟悉的转向未知的意义上讲都是如此。
约翰·济慈认为，要创造伟大的艺术，人们必须接受迷失的状态，远离确定性。济慈把它称作“消极能力”：“也就是说，当一个人能够处于不确定、神秘、怀疑之中，而不急于追求事实和理性的时候。”梭罗则把迷失状态形容成一扇门，引领着你理解自己在世界上所处的位置：“直到我们完全迷失或转身，才能欣赏大自然的浩瀚和陌生……换句话说，直到我们迷失了自我，直到我们失去了这个世界，我们才开始发现自己，并意识到我们所处的位置以及我们之间无限的关系。”从神经学的角度来说，所有这些说法都是有道理的：毕竟，当我们迷失时，我们的大脑处于最开放和吸收能力最强的状态。
在迷失方向的状态下，我们海马体中的神经元疯狂地吸收我们周围环境中的每一个声音、气味和景象，争抢任何能帮助我们恢复方向感的数据。虽然我们感到焦虑，但我们的想象力也变得异常活跃，从我们的环境中召唤出华丽的图像。当我们在树林里走错了方向，看不见路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就会把每一根树枝折断的声音或树叶沙沙作响的声音，都幻想成是一只脾气暴躁的黑熊或一群疣猪，或是在逃的罪犯。就像我们的瞳孔在漆黑的夜晚会放大以接收更多的光子一样，当我们迷失的时候，我们的思想会更全面地向世界敞开。
在20世纪90年代末，一个由神经科学家组成的团队发现，迷失的力量归根结底是我们大脑的物理特征。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个实验室里，研究团队对佛教僧侣和方济会修女进行了实验，在他们冥想和祈祷时对他们的大脑进行扫描。很快，研究者注意到一种模式：在祈祷状态下，靠近大脑前部的一小块区域，即顶叶的后上部分，显示出活动减弱。事实证明，这个特殊的脑叶在认知导航的过程中与海马体是密切合作的。在研究人员看来，精神交流的体验在本质上伴随着空间感知的迟钝。
因此，人类学家发现世界宗教仪式中贯穿着一种对迷失的崇拜也就不足为奇了。英国学者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指出，任何神圣的入会仪式都分三个阶段进行：分离（入会者离开社会，离开他或她以前的社会地位）、过渡（入会者正在从一个身份地位过渡到另一个）以及合并（入会者以新的身份返回社会）。转变发生在中间阶段，特纳称之为“阈限阶段”，源自拉丁语limin，意思是“阈值”。在阈限阶段中，“社会的结构被暂时中止”：我们漂浮在模糊和幻灭中，我们不再是原来的那个身份，但也尚未成为另一个身份。特纳写道，“阈限的最终催化剂就是迷失方向。”
在世界各地的文化中，有很多关于迷失的仪式，其中尤以加利福尼亚州的皮特河原住民为甚。在那里，部落的一名成员不时地会去“流浪”。根据人类学家詹姆·德安古洛（Jaime de Angulo）的说法，“流浪者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会躲避营地和村庄，去荒无人烟的地方生活，比如山顶、峡谷底部。”部落表示，在迷失的过程中，流浪者会“失去他的影子”。这种流浪行为，可能会导致无可救药的绝望，甚至是疯狂，但也可能带来巨大的力量，流浪者带着神圣的召唤从迷惘中苏醒，然后作为萨满返回部落。
迷失仪式最普遍的载体——迷失方向的最基本体现，就是迷宫。从威尔士的山丘到俄罗斯东部的岛屿，再到印度南部的田野，我们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能找到迷宫般的建筑。迷宫就像一种阈限机器，设计的目的是为了制造一种专注于迷失方向的体验。当我们进入蜿蜒的石头通道，将注意力转向有边界的路径时，我们与外部地理环境脱节，陷入一种空间催眠状态，所有的参考点都消失了。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准备经历一种转变，在社会地位、生活阶段或精神状态方面发生转变。例如，在阿富汗，迷宫是结婚仪式的核心，一对夫妇通过在蜿蜒的石路上行走来巩固他们的婚姻。另外，东南亚迷宫般的建筑被用作冥想工具，游客可以沿着小径缓慢行走，加深内心的专注。事实上，忒修斯在克里特岛杀死牛头怪的原型故事是：一个名叫忒修斯的男孩进入迷宫，结果变成了一个男人，一位英雄。
现代的迷宫大多数都是二维的，它们的通道由低矮的石块堆砌而成，或是由镶嵌在地板上的马赛克图案构成。但是，当我们追溯迷宫的历史，寻找更早期的迷宫时，就会发现随着时间向前推移，迷宫的墙在慢慢地升高，通道变得更暗，更令人身临其境，而最初的迷宫几乎都是地下结构。据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古埃及人和意大利北部的伊特鲁里亚人一样，都建造了一个巨大的地下迷宫。属于前印加文化的查维人在秘鲁安第斯山脉建造了一个巨大的地下迷宫，他们在黑暗蜿蜒的隧道中举行宗教仪式；古玛雅人则在尤卡塔北部的奥斯金托克市的一个黑暗迷宫中举行宗教仪式。在亚利桑那州的索诺兰沙漠，托霍诺奥德姆部落一直崇拜一位名叫埃托伊（I’itoi’）的神，也被称为“迷宫中的人”，他住在迷宫的中心。埃托伊迷宫的开口据说是一个洞穴的入口，这个迷宫的设计经常出现在该部落编织的传统篮子里。
当韦尔热斯带着他的威士忌和安眠药进入马迪兰蘑菇农场的隧道时，他产生了自杀的念头。他是这么说的：“我情绪低落，思想阴暗。”走出迷宫后，他发现自己又找回了生命的意义。他回到家里，发现自己变得快乐并自在。他开始上夜校，获得了第二个学位，并在附近的一个小镇找到了一份更好的工作。当被问及他的转变时，他告诉记者，当他处于黑暗之中，一种求生的本能开始发挥作用，重新激发了他求生的意志。在他最黑暗的时刻，当他迫切需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时，他走进了黑暗，迷失了方向，准备实现重生。
资料来源The Atlant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