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否存在争议，威尔逊的作品致力于论述一个主题：我们必须了解博物学和进化理论，才能充分理解这个星球上人类的未来。
E. O. 威尔逊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博物学家、进化论理论家和作家，他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社会生物学的概念。在他90岁生日前夕，他仍然为进化论和生态科学与人类发展的相关性而争论不休
60多年来，颇具影响力的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Wilson，简称E.O.威尔逊）一直在寻找进化论、生态学和行为学之间的联系，这常常在科学界内外引发争议。
在生物学领域，从来没人有过像E.O.威尔逊这样的职业生涯。威尔逊是世界领先的蚂蚁研究权威之一，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进化论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位多产、畅销和备受尊敬的作家——几十年来，他一直处于科学争议的中心，而且这些争议已经从科学必威体育备用地址 上传播到公众中。在环保运动的积极分子中，威尔逊是一位年长的政治家，是精神领袖，他的著作成为环保运动的依据。在即将庆祝90岁生日之际，他也丝毫没有失去对这场战斗的热情。
纽约宾厄姆顿大学的进化生物学家大卫·威尔逊（David Sloan Wilson）说：“我来告诉你一些关于爱德华的事。他有点像一个聪明的手榴弹投手。他喜欢挑衅，这对于像他这样有名望的人来说是不寻常的。”
E.O.威尔逊十几岁时就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在家乡亚拉巴马州对每一种蚂蚁进行鉴别和分类。29岁时，威尔逊因在蚂蚁、进化和动物行为方面的研究获得了哈佛大学的终身教授职位。20世纪60年代，他的学术声誉更响了——他和著名的群落生态学家罗伯特·麦克阿瑟（Robert MacArthur）发展出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以解释在海洋中孤立、贫瘠的小岛屿上，生命是如何形成的。这项研究成为当时保护生物学学科的支柱。
1975年，威尔逊出版的《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Sociobiology:The New Synthesis）一书掀起了波澜。在这本书中，他把自己对昆虫行为的所有了解都应用到了脊椎动物身上——包括人类。这项研究表明，人们身上的很多社会行为，包括利他主义等优秀品质，都可以归因于自然选择。威尔逊很快发现自己被指控为种族主义者和基因决定论者提供智力援助。坎布里奇街头的示威游行要求解雇威尔逊。1979年，威尔逊凭借其通俗版的社会生物学著作《论人性》（On Human Nature）获得普利策奖之后，争议才平息下来。
在第一次获得普利策奖之前，威尔逊就是一位笔调流畅、文笔优雅的作家，大部分作品都是学术领域的。但在获得普利策奖之后，威尔逊开始向大众普及自己的观点，将生物学和他自己的研究转化为一种通俗易懂的形式。
时隔多年，他与行为生物学家伯特·霍尔多布勒（Bert Hölldobler）合著的《蚂蚁》（The Ants）再次获得普利策奖（1990年）。他还写了一本回忆录、一本小说和二十多部纪实作品，其中很多与《社会生物学》一样备受争议。
不管是否存在争议，威尔逊的作品致力于论述一个主题：我们必须了解博物学和进化理论，才能充分理解在这个星球上人类的未来。例如，在1986年发表的《亲生命性》（Biophilia）中，他提出，人类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生物学需要，即融入大自然，并与其他生命形式相关联。在2016年出版的《半个地球：人类家园的生存之战》（Half Earth:Our Planet's Fight for Life）一书中，他提出了结束破坏世界生物多样性的建议：政府应该把地球的一半作为自然保护区。
不久前，威尔逊的最新著作《创世纪：社会的深层起源》（Genesis:The Deep Origins of Society）问世，对他早期著作中介绍的一些进化论观点进行了更新和反思。他强调《创世纪》是“我写过的最重要的书之一”。
为了讨论《创世纪》，并了解威尔逊对这本书可能引发的新争议的看法，《量子杂志》拜访了他在马萨诸塞州列克星敦的家。以下是经过编辑和浓缩的长达三个小时的访谈内容。
2019年6月就是您90岁生日了吧？
是的。我简直不敢相信！我觉得自己大概才35或45岁。早上起床时，也和往常一样轻松（或困难），我感觉精力依旧。其实，在我40岁的时候，曾想过，等我90岁的时候，会做同样的事情吗？事实证明，现在的确如此。
我每年写一本书，时不时我还去旅行，去接触大自然。最近，我打算去莫桑比克（非洲南部国家）的戈龙戈萨国家公园，为我的下一本书做实地考察。然而，那里发生了一场悲剧——台风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很多人在台风中甚至丧生。我在莫桑比克的朋友们建议我缓一缓再去。
所以现在我在列克星敦，写我的第32本书。即使我现在不能旅行，在这里我也可以做很多事情。
现在写的这本书聚焦在什么方面?
生态系统。2018年，麻省理工学院邀请我做一些关于生态系统的讲座。在准备我的演讲时，我发现人类对它知之甚少。我摸索着前进，逐渐意识到理解生态系统中威胁它平衡的因素将是生物科学的下一个重大课题。为了拯救环境，我们必须了解如何拯救生态系统。
您有点工作狂倾向吗？
嗯，是的。我认为当个工作狂并不是件坏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年，也就是我13岁的时候，我的家乡亚拉巴马州莫比尔市缺少送报纸的男孩。18岁的孩子们都在打仗，所以我接受了一份送报的工作，每天早上递送420份报纸。我会把我能拿的所有报纸，装到我的自行车上，然后送出去。送完后我再回到邮局，拿另一堆，再把它们送出去。我要在早上7点以前送完报纸回到家，吃早餐，去上学。
我认为这样的状态很正常。我一直把长时间努力工作视为我的习惯。做一些不寻常的事情，肯定要付出很多努力。我写了很多书，也是一样，那是很辛苦的工作。
您认为自己最重要的成就是什么？
你这是怂恿我吹牛吗？（微笑）。好吧，我觉得自己提出了一些全新的想法，创造了一些全新理论。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成为现代保护生物学的基础。然后我还做了一些事情，比如破解蚂蚁的化学密码，我与化学家和数学家一起研究蚂蚁是如何交流的。我编辑过“生命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Life）”，我首次提出并命名社会生物学，这又催生了进化心理学。
几十年来，威尔逊一直是研究蚂蚁的世界权威之一。20世纪40年代，十几岁的他在家乡亚拉巴马州对每一种蚂蚁进行鉴别和分类
据说您的一项伟大贡献是将科学思想进行整合。这样表述是否准确呢？
我想说我一直是个“合成器”。我喜欢观察大自然的某些方面，学习所有可以接触到的东西，把它们都收集起来，看看自己能否从中找到与一些大问题相关的东西。
E. O. 威尔逊解释了进化的昆虫行为与人类本性的相关性
关于这一点，可否给我们举个例子？
我的第四本书《昆虫社会》（The Insect Societies）就是一个例子。在20世纪60年代，有很多昆虫学家致力于研究社会性昆虫：蜜蜂、黄蜂、蚂蚁等。但我们并没有对所有已知的内容进行总结，也没有对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进行分析。1971年，我出版了《昆虫社会》，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事实上，这本书获得了国家图书奖的提名，我自己其实也很惊讶。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从事文学创作的工作。这本书的成功提示了我，我应该对脊椎动物、哺乳动物、爬行动物、两栖动物和鱼类进行类似的综合研究。
在那个时候，你会看到很多优秀的生物学家研究不同种类脊椎动物的社会行为，比如灵长类动物学家珍·古道尔（Jane Goodall）和迪安·福西（Dian Fossey）。我认为是时候把他们最新的研究纳入一个更普遍的理论中，与我和其他人研究的无脊椎动物的相关理论联系起来。1975年出版的《社会生物学》（Sociobiology），就是这些方面的整合，包括了对灵长类动物社会行为的新研究。
事实上，在这本书的最后，我用了整整一章来描述智人，一种经历了很多进化过程的灵长类动物。我认为，人类的很多社会行为都可以用特定活动和步骤的自然选择来解释，从而导致更加复杂的群体选择。
这不是什么新鲜事。达尔文以无可挑剔的逻辑提出了这个观点，而我的创新是把现代人口遗传学和进化理论引入了人类社会行为的研究。我想把生物学和社会科学结合起来，这样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人性。
当您在写最后一章的时候，是否意识到自己可能会引起轩然大波？
写的时候，完全没有意识到。我当时以为会有褒奖，因为它将为社会科学提供一个新的宝库，包括背景信息、比较分析、术语和一般性概念，可以阐明人类社会行为中此前未被研究的各个方面。
但20世纪70年代初，当这本书写出来的时候，是一个激烈的政治争论时期，其中大部分与越南战争、民权和对经济不平等的愤怒有关。在哈佛大学，我的一些同事——在这里我不提他们的名字，他们对人类可能有本能这一想法有异议。他们认为《社会生物学》是危险的，充满了种族主义和优生学的暗示。事实上，我的书与种族主义无关，只是总有人用我的理论去描绘他们自己的臆想。
他们认为《社会生物学》这本书支持基于遗传学的种族主义？
我想你可以这样描述他们的观点。无论怎样，当时出现了很多抗议，情况非常糟糕。当我在哈佛科学中心就这个问题发表演讲时，一群暴徒聚集在大楼外，我必须由警察在后面护送才能到演讲厅；当我出现在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组织的一次会议时，一些抗议者走上讲台大声抗议，其中一名抗议者从我身后过来，把一罐冰水倒在我头上。
那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
我抹了抹身上的冰水，继续演讲，其实那也是我唯一能做的。
虽然您没有广泛地谈论您的政治观点，但人们都感觉您是一个信仰自由主义的人。当时，被形容成“极端反动分子”，您是怎样的感受？
当时我担心这会干扰我的家人——我的妻子和女儿。一天，哈佛广场上有一群暴徒，他们阻断交通，要求学校开除我，说因为我有“种族歧视”。不过我的家人从来没有受过影响。我知道自己是对的，我知道自己必须挺过这场风暴。
果然，过了一段时间，《社会生物学》一书的思想开始渗透开来：遗传学是理解生物进化和行为学等方面的一种有效方法。随着时间的推移，认为这本书有害的观念开始消失，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对这种方法表示赞同，有些人甚至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采用了这种方法。
真正结束一切争议的时间点是在两年后，我获得了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总统授予的国家科学奖章。我还面向更多的读者撰写并出版了一本关于社会生物学的书籍——《论人性》，它获得了普利策奖。
最近出版的《创世纪》一书谈到了《社会生物学》中的一些观点。您重新审视的问题之一是“什么是人性？”您还问“是自私驱动了人类进化吗？”我很好奇,为什么现在写这本书？
20世纪60年代初，我遇到了英国遗传学家威廉·汉密尔顿（William D.Hamilton）。他有一个绝妙的想法，即社会行为起源于所谓的“亲缘选择”或“广义适应度”，即群体中的个体对那些与他们共享最多基因的人表现出利他行为。
在亲缘选择中，个体可能会牺牲他们的财产，甚至他们的生命——为了那些与他们共享最多基因的亲属的利益。因此，一个人可能更愿意为兄弟姐妹牺牲，而不是堂兄弟姐妹或非亲属。亲缘选择的最终结果将是一种利他主义，尽管它仅限于你的亲属群体。
这一观点很快成为进化生物学领域的绝对真理。我曾帮助宣传汉密尔顿的作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它产生了怀疑。
当然，在我自己的研究中，我观察到复杂的社会是通过群体选择进化而来的，在这种社会中，个体会为了群体的生存而利他，蚂蚁就是一个例子。事实上，你想想看，主宰地球的很多生物都是合作性的——蚂蚁、白蚁、人类。
与此同时，哈佛大学应用数学家马丁·诺瓦克（Martin Nowak）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他和同事科瑞娜·塔尼塔（Corina Tarnita，目前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一直在准备自己的论文，详细阐述他们对亲缘选择的理解。我们的努力是一致的，最终合作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在文中我们断言汉密尔顿的理论在根本上是有缺陷的，我们觉得它无法解释复杂的社会是如何产生的。
您于2010年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文章引发了又一轮的学术争论。论文发表几个月后，您的同事们——130多位进化生物学家，给编辑写了一封信，对您的论文提出了质疑。您有没有想过“哦，不，又来了？”
《自然》杂志的编辑们有不同的看法。在论文发表之前，他们从伦敦请来了一位编辑，我们就论文中的问题开了一个研讨会。他们有相当高的标准，后来，他们很满意，认为这是一篇论证充分的文章——也许在一些细节上有错误，但他们决定发表。事实上，他们非常喜欢它，把它做成了一个封面故事。
那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骚动呢？
我要取消或试着替换一个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已经获得了相当多的追随者，他们把它写到自己的博士论文和简历中，他们的事业依赖于它，他们就这方面写过文章，著过书，还开过研讨会，所以他们不喜欢我。他们说：“很明显，这就是真理。你怎么能否认呢？”而我们表示：“我们有数学模型，大家可以看一看。”
随着《创世纪》的出版，您重新揭开了旧伤疤，这不是与批评者针锋相对吗？
我曾经确实想一劳永逸地解决关于群体选择的问题。我认为把理论建立在坚实的数学和证据基础上是很重要的。如果不能，就应该把它推翻。
《创世纪》是我写过的最重要的书之一。这本书表明，群体选择是一种可以被精确定义的现象，我可以证明它至少发生过17次。
群体选择是进化的巨大转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生命从类细菌生物体进化到内部有结构的细胞，再到由这些细胞组成的简单生物体，再到形成组织分化的生物体等等。我在群体和个体选择的背景下介绍了这些转变。
E. O. 威尔逊正在搜集与莫桑比克戈龙戈萨国家公园有关的科学信息
现在我们知道，有一系列的社会行为是高级社会的基础。对于人类来说，我们的进步得益于我们是两足动物，拥有自由的手臂和可以握紧的手指，而且我们最初生活在稀树草原上，那里频繁的自然火为我们提供了烧熟的动物。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良好的长期记忆力和高水平的合作能力，还有一个强大的激励因素——利他主义。
汉密尔顿理论暗示，当亲戚们聚在一起时，就有一种机制在起作用，由于有共同的基因，他们更有可能形成一个群体。然而，这种解释从数学角度来看，漏洞百出。我们进化成功部分是因为群体的形成，往往是利他的。不管有没有基因关系，这些群体经常合作。
就您的理论，能给我们总结一下吗？
我的同事大卫·威尔逊是这么说的：在群体内部，自私的个体会打败利他的个体，然而，群体之间爆发冲突时，由利他主义个体构成的群体会打败自私个体组成的群体。
关于人性的消极方面，我们已经听到了很多了。有很多证据表明，我们进化是因为我们认为团结一致对未来是有利的。
威尔逊博士，您本人非常和蔼可亲，彬彬有礼。那么，为什么您会成为一个富有争议的人呢？
也许是因为相比那些仅仅是令人愉快的想法，我更喜欢原创的想法。
您与马丁·诺瓦克的合作非常成功，您经常与数学家合作吗？
是的。我认为数学模型是一种思考复杂的定量和定性问题的好方法。
数学模型可以精确地预测一些事情。生物学研究验证了这些模型。就像我在《创世纪》中所写的那样，当我试图建立一个精确的可验证的理论时，我会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应用数学家，如果幸运的话，他们会解决问题的。
这种方法令人兴奋。在一定程度上，由于我与诺瓦克的合作，我开始相信一门全新的学科正在兴起，它将把该领域的博物学与数学建模和类似于实验室中进行的实验结合起来。
这种科学对公众来说会更有趣，对希望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年轻人也会更有吸引力。它也将给我们一个更坚实的基础，以拯救自然世界。
当您考虑与一位数学家合作时，您对对方一般有什么期望？
就像我要找一位水管工或建筑承包商，我希望他们把要做的事情做到最好。
在您的职业生涯中，您还和谁有过类似的合作？
当我在研究信息素传播理论时——气味是如何在蚂蚁和蛾子之间传播的，我和比尔·博塞特（Bill Bossert）合作。他是一位应用数学家，后来获得了哈佛大学的教授职位。
早些时候，我和另一位受过数学训练的杰出生态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已故的罗伯特·麦克阿瑟一起合作。我们一起创立了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不同大小的岛屿上有一定数量不同种类的生物体。我们的研究是基于此前我去南太平洋研究蚂蚁物种时收集的数据。麦克阿瑟构建了合适的模型来确定如何将我的数据应用于新问题。
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成就了您的事业，但随着您90岁生日的临近，您是否想过自己最希望被人记住的事情是什么？
说实话，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笑）。
嗯，也许我想被人记住的是，自己活了这么大把年纪，但一直富有成效；我想被人记住的是那些自己为之付出了努力的事情；我当然希望人们记住我创造了几个对科学产生影响的新学科和理论体系。
提一个敏感的话题，我想知道您是否考虑过“死亡”呢？
哦，我已经能够坦然面对死亡。我最喜欢达尔文的一句话，是他留给家人的最后一句话：“我一点也不怕死！”
我也一样不怕死。我把生活看成一个故事，在故事发展过程中，发生了好多事情。其中一些事情，对你和其他人来说非常有意义，甚至有些事情对你而言是很艰熬的，但你挺过来了。最后，别人把你做的各类事情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故事。这就是生活的意义。
太多的人认为死亡是一个等待来生的车站，或者一些人关注能否找到一种方法，将生命时长延长10%或20%。我并不欣赏这种做法。我对死亡没什么害怕和担心的，当下，我的注意力更多放在目前正在写的关于生态系统的这本书上，然后想办法去莫桑比克做实地调查。
资料来源Quanta Magaz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