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利用这种发展规模经济的能力来创造一个既利于人类又利于其他物种的未来呢?
在肯亚的“狮子守护者”保育项目中,马赛人采用遥测来对狮子进行定位
一直以来,人类社会都是通过改造环境来维持自身延续。从茹毛饮血到农业文明再到全球供应链,人类社会演化出了前所未有却可以改变生物圈、岩石圈、大气和气候的能力。如今,政治与经济的起伏跌宕也会像天气一样影响地球生态。尽管人类社会从未像现在这样具有全球影响力、相关性和互相依存性,可维持人类和其他物种生存的社会设置、发展过程和基础设施仍然如过去一样具有显著的复杂性与异质性。小至寸土,大至全球,地球有限的土地资源的利用与规划掌握在有着不同需要、不同诉求、不同能力、不同观点和不同社会关系的近80亿人手中,要创造一个对人类和其余物种而言更美好的未来就必须让这些力量携手共进。
大部分现代人都活得比他们的祖先更久、更健康并且更舒适,而对于地球上的其他物种而言,它们正过着与此相反的生活。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已经急剧缩水,气候快速变暖正对它们进一步构成威胁,许多物种正以惊人的速度灭绝,而对这样的现象,那些渴望过上资源丰富的摩登生活的人类难辞其咎。全球人口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翻了两番,与此同时人均粮食、能源和其他资源消耗速率增长得甚至更快,这使得资源需求进一步扩大。
在此情形下,要创造一个自然与人能长期共存的未来看上去似乎遥不可及,可是人类社会之所以获得长期成长和发展的能力,并不是通过耗尽资源和破坏环境,而是通过发展出由日益高产的农业生态系统支持的更大规模的社会物资交换。能否利用这种发展规模经济的能力来创造一个既利于人类又利于其他物种的未来呢?要如何强化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来实现共同的社会目标——自然生态保护呢?
创造更好的地球
尽管全球人口在20世纪下半叶极速增长,每单位土地所产的粮食增量依旧高于人口增量,在不大幅增加地球土地整体使用量的情况下维系着人类日益丰富的饮食需求。不太适宜大规模生产的土地被废弃,由此引出美国东部、欧洲部分地区以及中国人口稠密的乡土景观的退耕还林。与此同时,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刺激了人口增速的放缓,人口数量有望在21世纪晚期稳定在110亿上下(见上图)。
尽管一些欠发达地区(如非洲的部分地区)的发展相对滞后,上述的发展趋势仍旧适用于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如果当前趋势能持续下去并且扩大到全世界范围内,那么未来显然有机会可以为人类以外的其他物种创造更多的空间,从而使得它们能与人类一起长期共同繁荣。尽管如此,这面对的挑战仍然十分艰巨:农业、林业、人居和其他基础设施覆盖面已经超过了一半的陆地生物圈,地球上许多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群落和包括山地大猩猩和大熊猫在内的濒危生物只能在城市和农业用地的汪洋大海里所残存的零星孤岛和恢复栖息地中苟延残喘。那些对保育至关重要的栖息地地处偏远,如马赛克一样镶嵌在工作景观中的栖息地的扩大和联通也同等重要。
为此,人类以外的世界的未来需要在让城市更加密集、农业用地更加高产的同时让二者对野生生物更加环境友好。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人们已经开始采取相应举措:社区团体、农民、牧场主、非政府组织和政府在当地、国家和区域范围内共同合作来保护濒危物种和栖息地,采用的手段包括监测调控和设立围栏,在道路和其他基础设施中修建桥梁和隧道来帮助野生动物穿越移动,以及建立区域生态廊道网络来让其他物种能在气候变化前迁徙;而农民运用最优管理法和精准农业来尽量减少农业化学污染和多功能化土地利用,具体办法包括采用水流缓冲种植法和土地分时种植法。
全球范围内的相关工作也在继续推进。联合国“减少砍伐森林和减缓森林退化导致的碳排放”计划(简称“REDD+”)签署的国际协议对发展中国家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行为进行奖励,而“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则以2020年时将使所有自然栖息地(包括森林)的丧失至少减少一半并且以保护17%的陆地区域为目标。全球供应链透明度倡议和可持续生产的自愿认证则在减少由商品生产(包括大豆和棕榈油生产)所造成的栖息地损失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这些为了保护地球生态遗产而刚起步的工作可以在全面铺开的同时继续广泛改善人类社会的状况,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大挑战不是来源于科学、技术或经济,而是来源于社会与政治。
应对挑战与制衡
人类如何与彼此以及其他物种公平共享地球是一个集体性问题,这需要社会对生态保护的参与度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想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必须回答两个问题:其一,如何动员全人类,撇开彼此的相异之处,投身于保护地球生态遗产的这一共同课题中来;其二,如何做到将如此庞大规模的社会项目的负担和利益公正公平地均分给与土地息息相关的普罗大众、社会团体与机构。引导全球土地系统走向对自然和人都更美好的未来,与其说是基于科学理论目标,不如说是寻找途径来共同协商、实现和管理这样更好的未来。
随着人口的稳定、城市化进程加速以及日常生活负担的减轻,社会对生态保护和恢复的需求也会与日俱增。如果这样的趋势能够下去,对自然界的保护和修复的渴望会像对经济发展的渴望一样广泛和迫切。然而,科学指标、全球优化战略以及“灰暗低迷”的信号让跨越社会和空间界限建立信任和促进交流并不那么容易实现。
为了实现广泛理解和社会认同的目标,呼吁公平和道德等共通的亲社会价值观可能更容易被广泛接纳,而这正是扭转当前野生动植物全球性减少局面所需要的支持。
改善社会的同时保护自然
在生产、生态保护和其他用途之间进行权衡就会产生输与赢,尤其是在权力不平等时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土地使用规划要满足需求不同、能力不一和观点各异的不同利益相关者相互冲突的诉求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例如,生物能源需求会冲击粮食生产需求,从而推高食品价格,并同时引发为了获取甘蔗乙醇、棕榈生物柴油和大豆生物柴油而造成的热带森林砍伐;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碳排放吸收的需求可能会让南半球森林居住的土著和弱势群体流离失所。
由此,再怎么广泛地成功唤起和传播生态保护意愿也是不够的,除非唤起的意愿可以转化为有效的生态保护行动并且不再不公平地拖累地球上最弱势的群体。真正的成功将取决于实施并维持能实现全球合作的社会发展过程、社会设置以及社会战略,而关键之举则是将上述要素框入到透明、公平、参与性和适应性的多维景观治理体系中去,而该体系将既造福自然界,又同等程度地造福人类。
一些已有案例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地球上现存多样性最丰富的巨型动物群景观——狮子、大象、濒临灭绝的黑犀牛和非洲野狗的家园——也是东非以养牛为生的马赛人的家园,而这并不是巧合。几个世纪以来,马赛人一直延续以畜禽为中心的文化——禁止以捕猎和消耗野生动物为乐。尽管存在这种马赛人与野生动物共存的方式,马赛文化在过去也常常被环保人士所忽视,因此在人与野生动物间引发冲突并弱化了生态保护工作的效果。如今,在土著权利和传统做法基础上形成基于社区的生态保护策略,当地对野生动植物保护的参与和需求正在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由政府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对生态保护进行的外部投入也正逐渐面向当地需求,其中包括改善当地基础建设、教育和生存环境。
另一个例子是“黄石至育空保护倡议”(Yellowstone to Yukon initiative)的提出,该倡议旨在恢复大型食肉动物和其他动物自美国向加拿大的跨山区走廊的迁徙。该倡议最初由环保人士提出,但很快引发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土地使用者(农民、牧场主和当地政府)对以生态保护为中心的利益攸关方(如非政府组织)的不信任导致倡议推进失败。不过后来通过结合“人民的需要”与“自然的需要”来建立起更具广泛参与性的治理方法,这些冲突最终都被一一化解。
在欧洲,欧盟的Natura 2000自然保护区网络是地球上最大的国际生态保护网络,有近3万个保护区和保护地,覆盖面积近80万平方公里,占欧盟陆地面积的18%。该自然保护区网络能够跨越最密集占用的工作景观,成功对生态保护工作进行扩大和加强,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欧盟的有力治理和制定的政策框架。而同样重要的是该网络为协调生态保护和发展,创新地融合了本地与区域体系,包括开展参与性空间规划并持续激发更大范围的民众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长期兴趣与需求。
正如这些例子所示,呼吁朝着更美好的未来方向规划和利用土地并不是呼吁停止社会发展,而是呼吁社会更好地发展。当人们渴望生活在一个大自然足够繁荣昌盛的世界,并为实现这一愿望而共同努力与投入时,社会进步才会发生。我们在地球上维护的自然终将成为我们为创造空间而共同努力的自然。
资料来源Sci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