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觉得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焦虑的时代，神经科学家约瑟夫·勒杜（Joseph LeDoux）会建议你想想中世纪时代的生活是什么样子。“那个时期很可能非常不适合生活，”勒杜，这位在2015年出版了《焦虑》（Anxious）一书、研究恐惧背后的神经科学机制的权威专家告诉我们，“疾病、贫穷以及生活的压力都会让你产生焦虑的感觉。”

勒杜想要表达的正是他在最新著作中提到的观点：每个时代的人都觉得自己所处的时代是“焦虑时代”。

“我们都会焦虑，并且由于焦虑是我们切身的感受，我们就觉得它很特别，”他说，“但这就是焦虑的本质——一切都发生在脑海里。如果我的脑海里充斥着焦虑，很难想到别人在生活中也会体验到这种糟糕的情绪。”

这是个客观、公正的观点，但并不能完全说服我，于是我决定当面拜访一下勒杜。那天，我早早到了他的办公室，等待这位著名研究者出现的时候，我瞥见手机上出现了这些新闻：“世界之肺”亚马逊雨林着火了，这可能会加速全球气候变暖；中美贸易战升级；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破600点；最近几周发生了两起目标随机的大规模枪击事件……

正当我思考这些都会对我的孩子、这个星球以及我的养老金造成什么影响的时候，我的编辑发来了一条短信，问我能不能提前一周（也就是在3天内）交出这篇有关焦虑的文章。这要不是“焦虑时代”，那什么时代才是呢？

勒杜说对了一件事，我肯定不是现在唯一一个生活在对未来恐惧中的人，哪怕我有时确实会这么觉得。

2019年5月，美国精神病学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连续第二年报告指出，2/3的美国人表示自己“极度或者某种程度上”对健康问题、经济问题以及自身和家庭的安全问题感到焦虑。这个问题在年轻人中尤为显著——18~34岁的人中有70%报告说对经济问题以及家庭安全问题感到焦虑，2/3表示还对人际关系感到焦虑（相较之下，年龄大于55岁的人中只有40%对此感到焦虑）。此外，有大约20%的美国人因焦虑问题求助过专业治疗。

该调查显示，大学生是最为焦虑的群体。2018年秋天，美国心理学会（APA）的报告指出，Z世代（1996年后出生的人）成员是所有世代中心理最不健康的一代，这一代人中有91%报告说曾感受到一些与压力相关的情绪症状，比如抑郁和焦虑。与此同时，超过60%的大学生表示他们在前一年出现过“极为严重的焦虑症状”。另外，从2009年秋天到2015年秋天，造访过校园心理咨询中心的学生人数增长超过30%。

很多研究人员认为，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对如今这种情况负有一定责任。“频繁看到新闻——以及新闻网站上频繁跳出的警告——会造成巨大压力，并且可能引起恐慌感，”现居洛杉矶的作家、擅长治疗焦虑的治疗师珍妮·泰兹（Jenny Taitz）说，“这儿发生了一起枪击案，那儿出现了一名非法入侵者，我们能看到的所有这些信息都让我们觉得危险时刻高悬于我们头顶之上。面对所有这些发生在身边的坏新闻，你又怎么能放松得下来呢？”

在我向勒杜提及上述情况后，他也承认，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尤为复杂的时代”。他还补充说：“事实证明，互联网是人类这个物种面对过的最糟糕的事物之一。并且，除了Z世代以外的其他几代人在成长阶段都没怎么接触互联网。”

值得庆幸的是，焦虑症状的激增出现在一个脑科学大发展的时代。近年来，大脑成像及其他技术的进步极大地促进了我们对焦虑的神经科学机制的理解，并且也让我们对未来这一领域的发展产生了广泛的乐观情绪。研究人员已经发现，焦虑是一种涉及复杂神经回路的全脑现象。他们期望在不断探索机制的同时能发现一些治疗新靶点和新药。“我觉得我们正处于心理健康治疗革命的最前沿，”索尔克生命科学研究所的神经科学家凯·泰伊（Kay Tye）说，“这是个极其激动人心的时刻。”

对于我们中的大部分人来说，这场革命再怎么早出现都不为过。

追寻大脑回路

就对我们理解恐惧和焦虑做出的贡献来说，鲜有科学家的功劳能大过约瑟夫·勒杜。当他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当时的科学信条认为，大脑处理情绪的区域依赖于那些必须通过大脑思考区域的信号——这就意味着，情绪反应产生于我们对某种情形的有意识思考之后，并且也是后者引起的。

弗洛伊德建立过一个著名的概念，即“无意识因素”在焦虑现象中扮演的角色，但一直没有得到坚实科学证据的支持——直到勒杜的出现。他在用小白鼠开展的实验中发现了一条独立于有意识思考运作的新通路。感官刺激可以直接到达大脑中称为杏仁核的部位，这个原始结构的作用就是情感中心。这个发现意义深远。它有助于解释为何情感有时会压倒理性思维，为什么我们有时会陷入非理性的恐惧之中，以及通过何种机制我们才会不明所以地被强烈的预感、焦虑感或“直觉”所占据。

杏仁核是进化过程的产物，它让我们在面对来势汹汹的猛狮和迎面而来的汽车时能够多几秒反应时间。大脑皮层是大脑中最为理性的部分，通过皮层抵达脑海的既有“低速公路”，又有“高速公路”。此外，还有一条“快捷通道”或者说“畅行公路”直接通向大脑的防御及生存导向区域，这让我们拥有了做出即时反应的能力（也就是“战斗或逃跑”反射）。

杏仁核的存在有助于解释人类大脑处理恐惧情绪的方式，而恐惧，通常来说是由环境中的直接威胁触发的。然而，杏仁核的存在不能完全解释焦虑情绪，因为焦虑是我们担心未来可能遭遇不幸或伤病时的感受。20世纪90年代，研究人员认证了一个在啮齿动物处理“潜在威胁”（那些不会将它们置于直接危险之中的威胁）时发挥关键作用的微小结构。这种结构叫作“终纹床核”（Bed Nucleus of the Stria Terminalis，BNST），位于杏仁核附近，大小与一粒葵花籽相当。杏仁核是大脑中主要负责激活战斗逃跑反射的结构，而终纹床核则会在我们有理由保持高度警觉时介入——所谓“高度警觉”，就是当我们面对不确定性而紧张时身体感受到的由荷尔蒙驱动的高度兴奋状态。

这名学生以前也是“删除”治疗小组的病人——这个小组致力于帮助那些患有“无手机恐惧症”（一离开手机就担惊受怕）的儿童

“终纹床核在焦虑情绪中扮演的角色，就如同杏仁核在恐惧情绪中扮演的角色。”勒杜说。

在路易斯维尔大学的神经成像实验室中，心理学教授布伦丹·德皮尤（Brendan E. Depue）证明了我们在啮齿动物身上做出的这些发现同样适用于人类。在实验过程中，德皮尤把学生志愿者一个接一个地送到功能磁共振成像仪器里，然后给他们看内容为惊恐表情的照片，给他们听人类尖叫的声音，以刺激他们进入恐惧状态。至于刺激大脑产生应对潜在威胁的状态，德皮尤只是投影出了一块空白的屏幕，并告诉被试尖叫声或惊恐表情随时可能出现，但他们也随时可能看到一张中性表情的脸庞或是听到咖啡店里模糊不清的嘈杂交谈声。在这些条件下，杏仁核会在尖叫声和惊恐表情出现时持续处于激活状态，而终纹床核则更多地处理潜在威胁。

“大多数人其实并不是因为对恐惧刺激的反应而抱怨并求助相关咨询或寻找相关疗法，”德皮尤说，“他们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被不可预测事件的负面预期所折磨。而这其实只发生在他们的脑海里，导致他们对周遭环境产生了一种不相适应的慢性警觉。我们认为这和终纹床核之间的关系要大于杏仁核。”

然而，事实证明，杏仁核和终纹床核掌管的激素级联反应只是这个谜团中的一部分。近年来，一些新技术已经投入应用，研究人员能够以前所未有的精细程度追踪大脑“回路”，并且更好地理解大脑各部分发生相互作用的方式——这既让我们感到兴奋，也让我们感到还有许多知识等待探索。自2011年以来，索尔克研究所的泰伊就一直在利用修饰过基因的光敏蛋白开关神经元，并在这个过程中系统性地追踪涉及恐惧和焦虑情绪的大脑各部分间的联系。

用机器测量大脑磁场的变化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焦虑情绪中发挥作用的大脑结构不只是杏仁核和终纹床核，前额皮质、海马体、扣带回以及其他一些区域都与焦虑情绪有关。

“如果你把大脑类比成世界，把神经元类比成人，然后，你想了解信息是怎么在这个世界上传播的，你就会说，‘嗯，我猜我们首先得知道人们都住在哪儿’，”泰伊解释说，“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得知道人们在说什么、对谁说，又有谁在听以及那些听的人如何回应。还有，这些信息又是如何发送并且经过过滤抵达大脑各个角落的。”

这些发现似乎让以杏仁核和终纹床核为重点的研究变得过时。勒杜，这位因证实了杏仁核的重要性而受到颇多赞誉的科学家，若是听到这番话应该会迅速点头称是。勒杜一直在努力劝说同行们多多关注大脑焦虑回路中高阶结构的作用。“倾听”杏仁核和终纹床核的那部分大脑区域或许会对我们发现更有效的焦虑治疗方式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勒杜认为，焦虑问题确实是神经科学领域尚待探索的一大复杂课题：意识的本性。[顺便一提，意识正是勒杜的新书《我们自身的深层历史》（The Deep History of Ourselves）的主题。]

虽然通过激活激素级联反应和防御性行为让我们的身体做好防卫准备的是杏仁核或终纹床核，但只有大脑——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大脑中的高级处理区域——才会让我们的体验有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称之为“恐惧”和“焦虑”的情绪正是意识的体现。勒杜认为，任何真正有效的焦虑治疗方法都需要更好地了解古老大脑结构之外的信息加工方式，因为正是它们触发了行为，释放了激素，并最终创造了我们的自我意识。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焦虑“设定值”，也就是一种很可能终生无法摆脱的焦虑状态，只不过设定值的大小（焦虑程度）因人而异。尽管这种情况部分是由基因决定的，仍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个人生活经历也参与到了这种状态的塑造过程中。例如，在2011年的一项研究中，弗吉尼亚联邦大学的精神病学家查尔斯·加德纳（Charles Gardner）及其同事就对来自三大洲的12 000对双胞胎开展了9组纵向研究，并且还查验了他们在人生不同阶段中自我记录的焦虑和抑郁症状。结果发现，虽然双胞胎在10岁时的焦虑设定值几乎相同或者非常接近，等到他们进入青春期、成年后，这个设定值就出现了鲜明分化，这就意味着遗传因素只是部分原因，而非全部。

勒杜认为，个人生活经历对焦虑设定值施加影响的一种方式是“心理图式”的发展。所谓“心理图式”，就是你每次陷入会勾起潜在恐惧感或焦虑感的境况时都会激活的、围绕某一主题组织起来的一系列相关记忆。我们在上学时会“恐惧”考试考砸，可能是因为父母对我们说，考试考砸，人生就完了，也可能是因为听说考试很难，还可能是因为之前那次就考砸了。于是，每当我们走进考场时，就带着一股焦虑感。勒杜说，哪怕我们可以用药物让杏仁核和终纹床核暂时“停工”，这些心理图式也仍旧会让我们在考试时出现焦虑情绪。

糟糕的治疗方式

重视研究大脑回路的新风向以及用以研究大脑回路的新工具的出现，给在实验室内辛勤耕耘的神经科学研究人员注入了活力。不过，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把这些有利条件转化成可以缓解焦虑症状的治疗方案。上一批大规模投入使用的抗焦虑新药还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百忧解和其他选择性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剂。

“事实上，这个领域已经停滞了很长一段时间，”波士顿大学焦虑及相关障碍中心心理疗法与情绪研究实验室主任斯蒂芬·霍夫曼（Stefan Hofmann）说，“选择性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剂类药物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在市场上大肆宣传了，但自那之后，治疗焦虑症的药物其实并没有什么大的进展，并且我觉得大家多少有点绝望。”

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下属内部研究项目负责人、神经科学家丹尼尔·派因表示，要想理解焦虑的发生机制，科学家不仅需要探索哪块大脑结构在焦虑发生时激活了，还要研究这些区域之间是如何互相交流的

现有焦虑治疗方案的真正尴尬之处在于：它们中的大部分都没有得到理论验证。虽然那些因焦虑而寻求帮助的病患中有75%在治疗期间表示自己感觉“越来越好”了，但医学家们并不知道这种改善有多少可以归功于治疗方案本身，而非安慰剂效应。能有效缓解焦虑的药物往往带有许多我们不想看到的副作用。至于为什么治疗手段对25%的病患都根本不起作用，那就是另一个谜团了。

一大问题在于，心理医生并没有诊断并分类精神疾病的好方法。在将近70年的时间里，临床医生诊断焦虑及其他精神疾病的圣经就是《精神疾病诊断及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这本手册把不同症状划归到了不同病症之中。但随着脑科学的进展，这一领域的许多人已经把DSM视为过时且僵硬的工具，觉得它并不能充分帮助我们判断病人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问题在于，对于任意一种给定的精神疾病，都有大概三四十种症状与之相关，而你却只能靠看得到的四五种症状就下诊断结论，”参与了最新版DSM即DSM-V编辑工作的霍夫曼如是说，“有很多种四五种症状的排列组合都能描述为抑郁症以及一般焦虑障碍。于是，你就把这么多人都分到了同一种病症之下。可实际上，即便他们表面上有许多相似症状，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也很可能是多种多样的。”

霍夫曼说，心理健康专家现在普遍认为这种体系需要改变。然而，达成共识并重新制定治疗方案看上去仍旧还需要多年努力。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下属内部研究项目发展与情感神经科学主管丹尼尔·派因（Daniel Pine）认为，临床医生最终将会从遗传学、神经科学、神经成像以及其他学科中得到更多有助于他们挑选具体治疗方案的手段。最关键的第一步就是要找到根据症状将病患更精细分类的新方法。

至于发现治疗焦虑的新药，制药行业还没有将这种作用于特定或部分大脑回路的新方法运用到新药的研制之中。索尔克研究所的泰伊表示，相反，他们很大程度上还是在通过试错开发新药——“在黑暗中胡乱扫射”。这些年来，许多制药企业都对大脑焦虑机制的复杂性望而却步，削减了抗焦虑药物的研发经费。

“我们的大脑和身体正浸泡在这些药物里，”她说，“另外，当你开始系统性地服用药物时，它们就会进入你的循环系统，会穿过血脑屏障，会把你大脑里那些错综复杂的‘电线’泡在‘药汤’里。”

要想治愈焦虑确实需要使用药物，但锻炼和正念训练等同样有助于缓解焦虑

她还指出，这种情况会激活各种大脑回路，包括负面作用。“这个时候就可能出现两种结果。第一种结果，总效应为零，因为药物引发的正负效果互相抵消了，这很可能是药物对某些病人不起作用的原因。第二种结果就是产生非特异性效应，也就是药物所针对的那部分神经元其实完全不是你想针对的，这就会带来你不希望看到的副作用。”

泰伊指出，像克诺平、阿普唑仑和安定这样的苯二氮平类药物就是体现上述方法缺陷的典型例子。苯二氮平通过抑制关键神经递质的方式下调大脑恐惧中心的活动水平，但同时也会抑制大脑中的其他区域。因此，这类药物会引起抑制兴奋、抑制运动、抑制呼吸、阻碍认知等多种后果。

虽然泰伊批评了焦虑治疗领域的现状，但她对这一领域的未来还是持乐观态度。她表示，一旦我们明确了所有与焦虑及其他病症有关的大脑回路，就可以对特定回路的神经元进行基因测序，以此来认证该回路（以及该病症）的独特特征。那时，就可以更有针对性地开发药物了。不过，科学家认为，对大脑大部分回路的定位、描绘及测序工作可能还要花上5~10年的时间。

那些不能等待太久的焦虑患者也还有其他一些选项。除了像选择性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剂和苯二氮平类药物之外，如认知行为疗法这样的心理治疗方法也有助于病患认识——进而对抗——那些会引起负面行为和情绪的思想。此外，还有一些并不能严格算是医学疗法的手段也同样有效。例如，有研究表明，锻炼对缓解焦虑就相当有用。

讽刺的是，许多临床医生表示，这些年来在心理健康领域出现的一大最令人激动的趋势是，他们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一项已有几千年历史且比目前的大多数疗法都要古老的方法：正念训练。所谓“正念训练”，就是一系列有助于病患把注意力集中在当下的技术手段，可以充当帮助他们克服对未来担忧的潜在工具。

“不确定性肯定是焦虑的核心问题。”从事精神治疗工作的威斯康星大学心理学教授杰克·尼奇克（Jack Nitschke）说：“焦虑就是一种担心未来将要发生之事的心理状态。这种担忧常常会演变成一种不切实际、浪费时间的行为——人们最常担心的事情，十有八九是不会成真的。”

“当我们陷入某种形式的未来之中，陷入担忧某些坏事发生会出现什么后果的泥沼之中时，如果能意识到我们的处境并不是那样，意识到自己其实只是端坐于房间里的椅子上，意识到那些只不过是自己想象出来的几天后可能出现的事件，那么此时此刻你就完成了某种正念训练，”尼奇克解释说，“我们其实只是把自己拉回到现时现刻而已，并且意识到刚才的那些所思所想无非就是思绪飘去的地方，并不真实存在。这种思考方式的确对那些担忧过度的人有用。”

在这个脑科学深受技术进步影响的时代，最有望解决焦虑问题的技术竟然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这多少有些奇怪。再想想那些用海量信息轰炸我们，让我们脱离现实的技术，这种奇怪的感觉就更加强烈了。

因此，如果你感到焦虑不安，那么你或许可以在等待科学推出下一种能够帮助你放松的伟大药片时，尝试一些别的方法：放下手机，关掉新闻网站，然后试着把注意力集中在当下，倾听周围的声响，与所爱之人闲谈几句，感受洒在脸庞上的阳光。最重要的当然是，不要去翻社交媒体，也不要浏览新闻。

资料来源newswee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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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亚当皮奧（Adam Piore）曾任《新闻周刊》记者、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