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逃离了纳粹迫害，却迎来新的挑战：如何融入学术界？
希尔达·盖林格，德国第一位应用数学女讲师
1939年，46岁的希尔达·盖林格（Hilda Geiringer）带着女儿玛格达（Magda）从维也纳抵达纽约时，她一定感到松了口气。盖林格这位出色的女数学家是一名犹太人。
之前整整6年，她在欧洲躲避纳粹的威胁，期间逗留过土耳其、里斯本，也差点被纳粹集中营拘留，来到美国开辟了新的更好篇章，也带来了其他挑战。
盖林格是第一位在德国大学教授应用数学的女性，公认为把数学洞见应用到其他学科的创新思想家；但在美国，她为重获这一地位奋斗了数十年。
而这并不是因为盖林格缺乏才华。在20世纪早期，应用数学渴望从理论数学中独立，找到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依据，而盖林格是这场崛起运动的先锋之一，她为塑性的数学理论和概率论遗传学部分做出了重要贡献，拓宽了应用数学的版图，为迄今理工科多个领域的发展奠定了数学基础。
盖林格的这些工作不是为了谋生，而是一种内心的召唤。1953年，她在写给马萨诸塞州的惠顿学院院长的信里说：“我必须为科学而工作，这恐怕是我生命中最深切的渴望。”
当她成功逃离纳粹来到美国后，她面临灵魂拷问：她为科学工作的渴望是否能满足（在什么条件下）？
不一样的起点
1893年，盖林格出生于维也纳，当时的社会普遍希望女性把婚姻家庭置于学术之上，而盖林格的父母却不这样想，他们鼓励女儿接受高等教育，送她去高级中学，为她支付在维也纳大学攻读数学和物理学的学费。
在大学里，盖林格受教于20世纪早期欧洲最优秀的数学家，包括提出马赫速度的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和她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以沃廷格导数闻名的威廉·沃廷格（Wilhelm Wirtinger）。1917年，她获得数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高等三角学，为两个变量的傅立叶级数提供了普遍理论；次年，她的学位论文发表在《数学与物理月刊》（Monatshefte für Mathematik und Physik）上。
虽然维也纳滋养了盖林格的数学技能和对于数学的热爱，但并没有给一个女性犹太裔数学家留下太多发展机会，所以沃廷格为她在柏林的《数学发展年鉴》（Jarhbuch über die Fortschritte der Mathematik）杂志社找到一份助理编辑的工作。1921年，她成为理查德·冯·米塞斯（Richard von Mises）的助理。米塞斯是当时柏林大学（如今位于柏林的洪堡大学）新成立的应用数学学院院长。6年后，34岁的盖林格不仅是助理，还是柏林大学第一个女性讲师，而且是德国第一位在应用数学领域获得这样职称的女性。
很快，在37岁时，盖林格做出了为应用数学最重大的贡献之一。尽管她接受的是理论数学的训练，但在米塞斯的影响下，她越来越对应用数学感兴趣，尤其是统计学、概率论和塑性等领域。
塑性变形指强力导致一个物体永久改变形状时发生的现象。冯·米塞斯当时正致力于简化金属塑性变形的微分方程。盖林格找到了一种方法，把两种条件整合进同一个方程，大大简化并加速了计算塑性变形的过程，这就是著名的盖林格方程式。因为这个公式，她成为用于简化分析金属塑性变形现象的滑移线理论的联合发明人。
直到今天，滑移线理论在科学和工程领域依然扮演核心角色。比如，在桥梁安全工程中，应用滑移线理论能确保金属受的力不超过其变形临界值，以此预防桥梁弯曲和断裂。1933年，盖林格被提名为助理教授，她的才华得到进一步肯定，但也是在1933年，纳粹党上台执政。
难民身份
该党颁布了一系列剥夺犹太人权利的立法。一个是《恢复专业公务员法》，该法禁止“非雅利安人”在政府机构中担任职务。与其他数百名犹太知识分子一起，盖林格失去了大学职位。
她有一个女儿，名叫玛格达，孩子的爸爸是盖林格的数学家同事，但后来离婚。盖林格需要尽快离开，在布鲁塞尔短暂停留后，她和女儿搬到伊斯坦布尔。
当时，土耳其在总统凯末尔（Mustafa Kemal Ataturk）的带领下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改革，使从奥斯曼帝国独立的国家和高等教育现代化。这包括欢迎近200名德国学者，其中包括冯·米塞斯和盖林格。冯·米塞斯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伊斯坦布尔大学的数学系主任，而盖林格则以五年的合同成为教授。
盖林格在伊斯坦布尔如鱼得水，研究各种学科，发表了18篇英文论文，甚至还出版了一本用土耳其语写作的微积分教材。
此外，她在概率理论和孟德尔遗传学方面进行创新研究，利用递归方程来研究遗传型和血型的分布。然而，厄运再次降临，土耳其教授开始在大学里淘汰和取代犹太裔难民，盖林格位列其中，于是她的教职合同到期后未能续签。冯·米塞斯坚定站在她这边，如果大学没有收留她，他也决意离开。更糟糕的是，1938年凯末尔去世，犹太裔难民欢迎的改革和保护措施也随之取消。感受到土耳其境内不再安全，盖林格和米塞斯离开土耳其。
他们把目光投向了美国，像爱因斯坦和维布伦（Oswald Veblen）这样的科学家正试图把他们的同事转移到美国。美国有严格的年度移民配额，在1939年这样危急的时间点，移民到美国尤其艰难。罗瑞尔·莱夫（Laurel Leff）是“重新发现纳粹时期难民学者”研究项目的创办人，他表示，盖林格申请移民时，那一年的名额已经用完。
莱夫说：“1939年的移民名额之所以用完，是因为其在水晶之夜之后。”水晶之夜也叫碎玻璃之夜，是纳粹党向全世界宣告：其决意暴力驱逐犹太人。通过两天两夜的全德大扫荡，他们焚烧了1 000多家犹太教堂，破坏犹太人的住宅和企业，杀死近100名犹太人。
美国移民法存在小的非配额漏洞，即第四部分的D条款。莱夫说：“该条款适用科学家和学者，主要涉及希望在美国大学获得教职的人，他们可以通过非配额的方式申请移民。”莱夫说，整个二战期间，只有900人获得了非配额签证。
非配额签证对女性是独特挑战，女性很难获得学术职位，无论在其祖国还是美国，这些岗位通常为男性预留。盖林格自然也不例外。米塞斯在哈佛大学找到了工作，因此获得了移民签证。没有家庭也没有工作的盖林格实际上过起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她和女儿从伦敦出发，在前往地中海的途中不幸遇到二战正式爆发，他们滞留在里斯本，因为他们持有德国护照而不准返回英国。没有里斯本居住许可，她们面临驱逐回德国和进入纳粹集中营。
这段时期，盖林格写给米塞斯的信以及她导师的日记里反映出真切的绝望。在收到她在里斯本被驱逐的信件当天，米塞斯就在他的日记（《逃离纳粹德国的数学家》重现了这一事件）中写到他“决定立刻行动起来”。
与爱因斯坦和维布伦一起，米塞斯还找到布林茅尔学院和史密斯学院这样的女子学校，希望它们能给盖林格一份工作和工作签证。盖林格甚至提议他们俩可以结婚来加速移民过程。有一段时间，米塞斯没有收到盖林格任何信件，他慌了，在日记上写道：自己“已经筋疲力尽，几乎绝望”。
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引领一系列改革，包括欢迎近200名德国学者来到土耳其——其中就有盖林格
位于宾夕法尼亚的布林茅尔学院抛出橄榄枝，虽然是一份没有薪酬的工作，盖林格接受了，她和女儿由此获得美国签证。6年的流浪生活结束，她们终于可以安顿下来。来到美国后不久，米塞斯和盖林格在1943年结婚。
盖林格逃离了迫在眉睫的浩劫，但麻烦并没有结束。
对数学的需求
盖林格在二战期间到处找工作的时候，应用数学在美国供不应求。哥伦比亚大学应用数学史学家阿尔玛 · 斯汀加特（Alma Steingart）说：“应用数学在美国的进展得益于和战争有关的研究，应用数学的许多方面是为战争做准备，在各条战线的动员需要应用数学。”
战后，应用数学领域持续壮大。她说“研究经费开始进入应用数学领域，美国数学界意识到，他们需要确保美国的应用数学能够得到良好发展。”但是，尽管美国需要和盖林格具备应用数学的才华，但她的女性身份让她不能从事许多职业。
“数学是女性参与最差的领域之一，”斯汀加特说。应用数学的两个主要地方之一的布朗大学也没有给她一份工作，尽管盖林格在那开展了一系列关于力学的几何基础的著名讲座。
波士顿附件的塔夫茨大学回应她求职时，明确告知为什么不聘用的理由“……不是歧视女性，部分原因在于：只要我们可以聘到男性就不想聘来更多女性。”
在布林茅尔学院工作的五年间，盖林格一直想在大学谋求一份教职，最后成为马萨诸塞州诺顿市惠顿学院的数学系主任。惠顿学院是一家女子学院。“比起综合性大学，女性最可能被女子学院雇佣”，莱夫表示，盖林格“能够在女子学院找到一份工作，是因为女子学院愿意雇佣女性”。
女子学院为女性学生和女性教授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机会，但是莱夫也指出，“女子学院毕竟是学院”，无力支撑盖林格在大学时所做的高端研究。她所做的任何研究都只能在学院的工作职责之外，而且得不到任何报酬。盖林格始终未能在美国大学中获得她曾经在德国和土耳其享有的同等职位。
水晶之夜后，德国路人经过一家橱窗玻璃破碎的商店，水晶之夜向全世界宣告德国将成为犹太人的梦魇
接受惠顿学院教职后，盖林格在写给米塞斯的信中说“我希望下一代的女性能够拥有比我更好的处境，同时，人还得尽量坚持下去。”
盖林格坚持下来，她在惠顿学院工作到1959年退休，学院授予她数学荣誉博士学位，同年，她被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尽管空闲时也会做研究，她移民后的主要工作是整理、编辑和出版米塞斯的未完成的著作。米塞斯1953年去世，盖林格把这些著作放进两本书中：1964年出版的《概率、统计和真理》（Probability, Statistics, and Truth）和1957年出版的《概率和统计的数学理论》（Mathematical Theory of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虽然盖林格没有得偿所愿，但她从未放弃追随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渴望。
当盖林格导师米塞斯在哈佛获得教职和签证时，盖林格的女性身份限制她从事很多工作
最终，盖林格成为坐落于马萨诸塞州的惠顿女子学院数学系主任
缺席的天才
让人们想象科学家的样子，我们很多人会想到一块儿——白人男性。长久以来，许多挑战使得不符合白人男性形象的人极难进入像科学、数学或工程这样的领域。
然而，来自各种背景的人塑造了我们对生活和宇宙的认知，他们的故事至今尘封在历史的长河中。然而，正是这些“缺席的天才”塑造了我们今天的世界。
资料来源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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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莱拉·麦克尼尔（Leila Mcneill）是一名自由撰稿人、编辑和独立研究员，也是Smithsonian.com的“塑造科学的女性”系列的专栏作家，《女性科学》（Lady Science）联合创始人和联合主编。拥有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文学学士和硕士学位以及俄克拉荷马大学科学、技术和医学史硕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