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帮助拯救了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一名重伤医务人员

2019年1月2日，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面临着一个生死攸关的决定。这位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布尼亚度过了除夕夜，以提高工作人员的士气——他们正对抗着有史以来第二大的埃博拉疫情。在谭德塞登上飞往乌干达的直升机，去跟乌干达常驻联合国代表鲁贡达 • 鲁哈卡纳（Ruhakana Rugunda）会面之前，他还必须要做一个决定——是否带走一个名叫查尔斯 • 卢旺加-基韦瓦（Charles Lwanga-Kikwaya）的刚果小伙子。

出发的前一天，埃博拉疫苗接种员遭到一群年轻人的袭击。WHO的工作人员曾遭受过多次袭击，而这一次，卢旺加-基韦瓦的头部被一块大石头砸中。陪同谭德塞的杰里米 • 法拉（Jeremy Farrar）是维康信托基金会的负责人，也曾接受过神经科医生的专业训练。他查看了伤者的情况，发现伤势严重。“我们很快决定，必须带着他撤离，否则他就要死了。”法拉说道。

但是飞行员拒绝绕行至冲突地区。协议规定，谭德塞必须首先进行国事访问。在与谭德塞进行了紧张的交涉，打了几个电话之后，飞行员做出了让步，同意将卢旺加-基韦瓦和3名国际访客送往最近的医院。WHO突发卫生事件计划的负责人迈克 • 瑞安（Mike Ryan）也是那次事件的亲历者。他说道：“观察谭德塞的风格是很有趣的。他会安静而又坚定地说，‘不，我们必须和这个男人一起离开。’就是那种展现出坚持但又尊重别人的能力。他固执，不会让步，但有时候，一个领袖就需要这种特质。”

卢旺加-基韦瓦最后活了下来，几周后又重新上班。谭德塞表示，自己在这一次考验中亲眼见到了对峙和冲突。这位WHO的第一个非洲领袖说道：“如果你不在乎一个可怜的人死在你面前，你就不会在乎数百万的人。”

如今，他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一种致命的病毒，以惊人的速度从中国传播到世界各地。今年1月30日，谭德塞正式将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到目前，病毒已经扩散至全球四大洲；航班被暂停，游轮被隔离，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日常生活陷入停顿……许多科学家认为，疫情将发展为全面的大流行，可能导致数百万人的感染，造成全球性破坏。

谭德塞于2019年6月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向应对埃博拉疫情的工作人员打招呼——他们使用“肘部撞击”代替握手，以减少感染的风险

谭德塞于2017年7月1日上任，他有一个雄心勃勃的任务清单：改革WHO，加强循证决策，强调气候变化对健康的影响，将医疗保险的覆盖面再扩增10亿人。阿希什 • 贾（Ashish Jha）是哈佛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的全球健康研究人员，他认为，随着2月11日WHO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引发的疾病正式命名COVID-19，这个超级流行病将谭德塞任务清单上的所有优先项都压到了后面。谭德塞处理危机的方式会在他的功过录上写下重要章节，还会影响WHO的未来。贾接着补充道：“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未来几周和几个月的情况将最终影响世界对WHO的重视程度。”

WHO正经受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诸多挑战，而此次疫情成为现阶段最大的挑战。如果我们瞧一瞧摆在WHO面前的那一摊子问题，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它的预算跟不上任务需求；关于疫苗的错误信息正如野火般蔓延；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仍然否认气候变化可能对公共健康产生深远影响等。美国乔治城大学奥尼尔国家和全球健康法律研究所所长劳伦斯 • 戈斯汀（Lawrence Gostin）说道：“全球趋势几乎都与WHO的宗旨背道而驰，2020年的他们正蹲坐在一场飓风之中。”

埃塞俄比亚的卫生部长

谭德塞对WHO的最初记忆来自一个充满希望的时期。他成长于阿斯马拉，这个地方当时属于埃塞俄比亚，而现在成为厄立特里亚的首都。他长大后看到了宣传WHO消灭全球天花运动的海报，该运动是1980年完成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公共卫生壮举。在研究生物学并从事公共卫生工作后，谭德塞获得了WHO奖学金，在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学习。

他获得了博士学位之后，回到埃塞俄比亚，并领导一所地区卫生局，然后升任埃塞俄比亚卫生部长。在2005年至2012年的任期内，他在农村地区建立了由4万多名女性卫生工作者组成的网络，这些人分发疟疾药物，为儿童接种疫苗，并照料孕妇。艾滋病、疟疾和肺结核造成的死亡人数下降了5成以上。在担任埃塞俄比亚外交部长4年后，谭德塞在非洲联盟（AU）的支持下，于2017年竞选WHO总干事。

谭德塞将全民医保作为竞选活动的核心。他于1988年在丹麦学习4个月时所得到的医疗保险，在埃塞俄比亚是一种买不到的奢侈品。但他认为资源匮乏的国家也可以提供全民保险，即使他们只能负担基本医疗服务。谭德塞说道：“全世界有一半的人口无法获得基本的医疗服务，我无法接受这一点。”在最后一轮投票中，谭德塞获得了186个成员国中133个的支持，击败了英国的大卫 • 纳巴罗（David Nabarro）。

在第一个5年任期中，他在WHO总部7楼宽敞的办公室里工作。来访贵宾的礼物在此展出：来自阿富汗的传统白帽子，来自图瓦卢的微型木船，来自马尔代夫的小灯塔。但当《科学》（Science）杂志于2019年12月访问他时，谭德塞描述了一个更黑暗的世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暴力行为激增，此前几乎已经被控制住的埃博拉病毒再次蔓延，卫生工作者仍受到袭击……

与此同时，另一种“病毒”也开始纠缠他：有关疫苗的虚假信息通过社交媒体疯狂传播。在此前的一天，WHO发布了2018年麻疹（市场上已有针对这种疾病的廉价且有效的疫苗）造成的死亡人数：14.4万人，比2017年增加了14％。他表示：“这已经是危机水平，脸书、推特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应该真正理解这一点。”谭德塞已要求社交媒体巨头做更多的工作来打击虚假信息。（近期，WHO已开始与社交媒体公司合作，标记有关COVID-19的错误信息和谣言，并将用户直接引导至WHO的网站。）

到目前为止，谭德塞在任职期间一直乐于冒险——不仅是数次亲赴埃博拉战场。他的第一个冒险举动是尝试任命津巴布韦的长期独裁者罗伯特 • 穆加贝（Robert Mugabe）为WHO的“亲善大使”。他表示，非洲国家的一些人仍然崇拜穆加贝（他于2019年9月去世），把他视为反殖民英雄，而穆加贝能被提及的也只有这一项荣誉了。在遭到强烈反对后，谭德塞撤回了穆加贝的名字。谭德塞最亲密的助手之一、加拿大卫生研究员彼得 • 辛格（Peter Singer）说：“他立即纠正了这一点，这就是领导才能。”

抵制疫情只是WHO的任务之一，他们主要是协调其他组织和机构的工作。2013—2016年对西非埃博拉疫情的不及时反应引发了人们的不满，WHO开始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但如果要实现其既定的使命——“人人享有尽可能高的健康水平”，WHO的主要工作就得是制定成员国可以执行的“规范和标准”，例如，疟疾治疗指南、产妇保健工作者培训材料或使用阿片类药物的政策。

改变WHO这个机构的DNA

作为组织改革计划的一部分（谭德塞所说的最重要的任务），他任命了更多的女性，使高层队伍更加多样化，并组建了新部门，其中包括一个针对“健康人群”的部门。谭德塞内阁负责人伯恩哈德 • 施瓦特兰德（Bernhard Schwartländer）表示，谭德塞曾担任过卫生部长，对成员国的实际需求有着敏锐的洞察力，诸如更新WHO的基本药物清单这一事项成为优先考虑事项，其他的一些事项，例如“管理核与放射性突发事件的社会心理后果的政策框架”则被搁置。

谭德塞说道：“我们正在改变这个机构本身的DNA。”不过，拥有72年历史的WHO结构复杂，他们的6个地区办事处的负责人各自拥有相当大的权力。施瓦特兰德表示：“它就像一艘大型油轮，你无法轻易地扭转局面。”

对许多人来说，转型似乎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戈斯汀说：“谭德塞让WHO的核心使命强力升级了，但他做不到长久地把机构的工作人员和合作伙伴拉拢在身边，有时动荡会发生。”谭德塞也承认他面临内部的阻力：“当人们看到你做如此重大的议程改变时，他们会感到紧张。”

WHO一个获得普遍赞誉的举措是设立首席科学家职位。日内瓦国际关系与发展研究院的全球卫生专家伊洛娜 • 基克布施（Ilona Kickbusch）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正担任这一角色的印度儿科医生苏玛 • 斯瓦米纳坦（Soumya Swaminathan）表示：“科学是我们在这里所做一切的基石。”她的部门将致力于寻找研究领域的空白，她还成立了委员会，研究医学和公共卫生领域的基因编辑与人工智能伦理。

对于许多外界的观察人士来说，最重要的是WHO目前每年25亿美元的预算是否会增加。这些预算中绝大部分不是各成员国分摊的会费，而是各国或其他捐助方的捐款。这些捐助者经常将自己的捐款专门用于特定项目，例如消除小儿麻痹症——这就限制了WHO设定自己的优先事项的能力。谭德塞还承认了依赖一些大捐助者的风险：“如果有捐助者拒绝继续提供资金，WHO可能会受到严重冲击。”迄今为止，各国一直拒绝大幅提高分摊会费的计划。贾表示：“我非常清楚已经发生的变化，但我也想知道为什么这并没有转化为更多的资金和支持。”谭德塞指出，WHO刚刚制定了一项“投资计划”以吸引新的捐助者，而且捐助也有一些小幅增长。

在2019年12月与《科学》的对话中，谭德塞强调疾病的暴发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他警告道：“如果发生重大疫情，不仅是健康问题，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也会随之而来。”当时的他还不知道自己职业生涯中最大的紧急情况已经在中国武汉酝酿。

COVID-19前的WHO和中国

两个月后，WHO进入全面危机模式。谭德塞和他最得力助手每天开会，讨论严峻的事态发展。通常在他亲自主持的每日新闻发布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工作者都会对其进行质疑。他有一次表示，与埃博拉的斗争教会了他一个明确的策略：从源头上抗击该疾病，并设法阻止它在其他地方站稳脚跟。“聚焦震中，如果产生了多个震中，那就太混乱了。”他说道。

但是震中在中国这一事实使这项任务变得复杂。谭德塞与中国素来关系友好。1月28日，他飞往北京与习近平会面，并称赞中国政府为抗击COVID-19所做的努力。

谭德塞说，他对中国的访问达成了3个重要协议：在病毒源头上与之抗争；共享数据；让WHO的一个专家团访问中国——数天后，他在日内瓦机场送别前往中国的先遣团队。之后，谭德塞为中国的行动举措进行了辩护：“我们感谢他们采取的干预措施。他们这样做不仅是为自己的国家，也是为世界其他国家。”另外他也表示，后面将评估中国的行动是否是基于证据的且合理的。他补充道：“我们不想现在就去责备，我们只能建议他们，采取的行动应该针对眼下的问题，这也是他们向我们保证的事情。”

之后，一份要求谭德塞辞职的在线请愿书，获得了30多万个签名。贾对此发表反对意见：“那些想当然地参与中国疫情的做法，甚至以某种干预性的方式参与，我不知道是否会有所帮助。但我认为谭德塞非常明白该怎样与中国打交道。”法拉尔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在面对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做得还算不错，但希望他们迅速发布更多的基本流行病学数据和病毒序列，这能够帮助大家跟踪疫情的流行情况。谭德塞敦促大家耐心，因为中国人满为患。“我们得到了一些信息，我们可能没有得到其他信息，它们可能不完整，但我们应该理解这一切。”

不过，COVID-19疫情清楚地表明了WHO影响力的局限性。1月31日，WHO将疫情列为PHEIC，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此次发布被媒体广泛报道，并被视为重要的一步（尽管评论员们说来不及了），它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象征意义。PHEIC允许WHO建议支持或反对旅行限制，进而各国应仿效，但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忽略了谭德塞提出的禁止旅行限制的建议，并拒绝来自中国的旅行者入境。贾说道：“一个PHEIC赋予WHO更多的道德权威，但他们没有执行权力。”

一个感情丰沛的人

2018年10月，在德国柏林召开的世界卫生峰会上，谭德塞被问及联合国2030年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第3个：“确保并提升所有年龄段的人的健康与快乐。”他向听众讲述了一个有关哈萨布 • 卡里姆（Hassab al Karim）的故事。哈萨布是他几天前在苏丹喀土穆（Khartoum）一家心脏病诊所认识的男孩，而该诊所会提供免费护理，男孩刚接受过风湿性心脏病手术。谭德塞说道：“这个13岁的男孩本来活不过几年，但现在，我认为他很有希望健康地活到成年，并生活下去。”当他描述哈萨布如何对他微笑时，他的声音在颤抖，他停了片刻，接着一边掖着眼泪一边说道：“所以对我来说，哈萨布 • 卡里姆就是那第3个目标。”

这不是谭德塞第一次公开落泪。有些人嘲笑他的感性表现；在另一些人看来，这就是他的力量——即使在成为一个可以接触数十亿人生命的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后，他依然会敏锐地去感受个体的呼吸；他轻松地与医学生、医护人员以及患者交谈。谭德塞经常提到他的弟弟，他认为麻疹是弟弟早逝的原因。失去弟弟的情感体验让他在阅读一个惊人的死亡统计数据时，听见每个个体生命的呼吸。

“共情是谭德塞身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他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基克布施说道，现在判断他的任期还为时过早，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他全心全意地融入其中。”

资料来源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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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凯•库普费施密特（Kai Kupferschmidt）是《科学》杂志驻德国柏林的特约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