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专家都承认，我们还没有为下一次高度致命的大流行做好准备。

病毒自身可以产生数百万个微小突变。图为美国疾控中心制作的SARS-CoV-2示意图

中国武汉发生神秘的呼吸系统疾病仅一个月之后，世界就开始面临全球疫情暴发的危险。这一病毒暴发事件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离全球“大流行”可能已不远了，就确诊病例数而言，COVID-19冠状病毒（简称SARS-CoV-2）的暴发已超过SARS病毒。尽管死亡率低于SARS病毒，但现在判断SARS-CoV-2在未来人们的记忆中是否比SARS更可怕得多还为时过早。

那么我们是否吸取了2003年的教训？我们现在是否有更多的经验来应对并最终遏制这种病毒吗？答案：是，也不是。

说“是”，这是因为与17年前相比，现在中国的反应相对迅速，开放，对疫情的控制措施也更有力。在确定了病毒身份之后，以创纪录的速度发布了有关该疾病的病例报告。在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假期期间，封锁武汉并减少市民往来，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看来确是明智之举。

但说“也不是”，是因为在意识到疾病将会大暴发之前，政府的最初反应确实类似于当时SARS出现时的做法：出于本能，想要掩盖事件真相，不愿承认重大危机即将来临。结果导致病毒在没有得到遏制和控制的情况下持续扩散了数天，使得一些病毒携带者将这种疾病在中国境内和境外传播开来。病毒的确切起源尚不清楚，该病毒可能是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流传出来的，尽管人们已经充分了解这个地方是病毒暴发的孵化器，但政府在SARS 事件后仍未能规范这类场所的活动。

那么是否中国按规则行事，这种流行病就永远不会发生？这种想法也是错误的！病毒是不会遵守规则的，而且它们并非总是可以预测的。它们的唯一目的是：创建自己的副本并将其传播开来。它们并非天生心怀恶意，只是出于生存的本能要不断地寻找新的宿主，因为没有宿主提供的保护，它们就将死亡。偏远村庄中暴发的病毒可能会杀死所有潜在宿主，与宿主同归于尽，但它们可能再没有机会向外传播开来，但病毒在现代社会中大流行，情况显然会有所不同，将更加难以捉摸，更加难以控制。

对于新出现的病原体来说，不同物种的宿主环境既是一种威胁也是一种机遇。面对陌生的机体组织和不适宜的新环境，跨物种入侵通常是一段转瞬结束的短促旅程。然而，一个潜在的天堂正在等待那些可以迅速适应的入侵者：免疫系统可能会让病毒获得初步的通行权，因为它从未遇到过这种病毒，病毒相当于进入了一个纯粹的自然选择“大坩埚”。病毒希望在牺牲了数百万个自身微小突变体后，其中的某一个会“坚持住”，安全通过，进入容纳它的组织，将人体细胞转化为它忠实的复印机。病毒复制过程会导致肺部发炎，引起咳嗽，咳嗽喷出的飞沫携带病毒后代进入下一个受害者体内。

除了野生动物市场之外，我们也会“偶遇”新的病原体。在砍伐原始森林时，我们将会与以前从未见过人类的一些动物擦肩而过，而在这些动物身上就有可能携带着同样人类未遇见过的新病毒。随着全球变暖，永久冻土融化，也会释放出休眠了数千年的病毒。人类对环球旅行的需求与日俱增，加上超级城市的兴起，也会增加人类与病毒亲密接触并迅速扩散的机会，与以前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的时代里病毒很快会被“燃烧殆尽”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未来冠状病毒的暴发将会更加频繁，但我们无法知道哪种病毒会导致下一次大流行，包括每年流行的流感病毒，像HIV这样的逆转录病毒，像埃博拉病毒这样的出血性病毒，像登革热、西尼罗河和寨卡病毒等黄热病病毒，甚至是科学家目前还完全未知的病毒。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避免将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下一次流行病暴发很可能是由完全不同的病毒引起的，将预算都投入研究冠状病毒的做法肯定是错误的。

由于我们无法预测哪种病原体会给我们带来灾难，所以我们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做好应对灾难事件本身的准备。伟大的科学令人信服，科学界的迅速反应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开发针对COVID-19的疫苗时，此前积累的DNA疫苗研发经验大大缩短了研发新疫苗的流程。此次，研究人员只需要确定病毒基因序列。在中国对SARS-CoV-2进行测序后的几天内，许多实验室就已根据发布的病毒遗传代码研制疫苗。由于尚无任何DNA疫苗获得使用许可，所以DNA疫苗研发尚处于初期阶段，但很明显的是，这一技术将在较短时间内成为扑灭病毒的救命稻草。

但是，尽管科学进展速度惊人，公共健康和预防措施可能会在确保我们的健康和安全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例如，立法禁止与外来动物接触；增加消毒剂的供应；大量生产口罩；加强入境口监控；鼓励公开疫情管控存在的问题；加强重病患者的医院管理等。

所有这些都需要付出不菲的代价，世界各国政府需要预留大量资金。COVID-19事件表明，对资金的需要从未如此迫切，但近年来这方面预算有所削减。以美国为例，自2014年以来，美国的联邦投资减少了50％，特朗普政府监督裁减疾控中心（CDC）人员，导致其减少或停止了美国参与的49个国家中39个国家的防疫工作。全球防范监控理事会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对世界应急系统的描述是“差距大、薄弱环节多、效率低”。简而言之，大多数专家都承认，我们还没有为下一次高度致命的大流行做好准备。

我们只能希望，COVID-19的教训会被人们记取，而不是像SARS那样很快被忘却。在病毒面前，我们命运相连，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民主国家还是独裁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病毒无国界，无意识形态，只有开放、合作、积极做好准备，以及大量的资金投入才能有效阻止病毒的大规模传播。

资料来源The Guar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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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詹妮弗•罗恩（Jennifer Rohn）是伦敦大学学院的细胞生物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