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27日，上海市科协举办的“病毒演变、进化、传播的基础研究与防治实践（从SARS到COVID-19）”研讨会在上海科学会堂召开。长期从事病毒研究和疫苗研发以及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救治一线的多位院士、知名专家参加了研讨会，从多学科、多角度探讨新冠病毒和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与治疗工作。这里选取部分专家的发言与读者分享。
闻玉梅
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上海市微生物学会荣誉理事长
进一步加快疫苗研发步伐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简称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疫苗被寄予了众望，也被认为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疫苗研发有几个关键的要素：首先，是要有科学技术的支撑，包括现代微生物学、现代免疫学、流行病学、传染病学等学科的知识储备，各学科研究人员共同参与，协同合作；其次，要建立经呼吸道、消化道传播并散播病原微生物的数种动物模型，探索一些新型动物模型的建立；再次，建立较为全面的检测保护性免疫应答及自身免疫应答的实验室指标，完成病原微生物免疫应答、保护性免疫应答等基础工作；最后，疫苗的研发需要国际合作，事实上，我国的疫苗已经在与国际同行进行合作，如果能有一个连接全球科学家的平台，那将会极大促进疫苗的研发。
目前的疫苗开发都是针对主动的特异性免疫，这种免疫一般只针对一种病原体，可以预防疾病，但是研发和实验过程耗时长、资金投入大、风险高。那么，在感染源不明或是需要紧急预防的情况下，是否能研发出能够刺激人体产生被动的非特异性免疫、具有通用特性的应急性疫苗呢？这样的应急性疫苗或许有其特有的优势：不针对特定的细菌或病毒，因此可以提前生产准备，一旦发生疫情就可以直接上“战场”，在短期内能够应对大规模突发传染病。
非特异性免疫是相对于特异性免疫而言，指的是人天然就具有的对外来病原微生物的免疫反应。这种免疫反应的特点是：不会针对某一种病毒或是细菌，而具有通用特性；其反应速度快，一旦发现外来入侵者，机体就会马上启动这一工作；在对抗入侵者的战斗中，非特异性免疫反应始终存在，并保持着一定的强度。从生物进化角度看，非特异性免疫更加原始，而依赖免疫细胞产生抗体的特异性免疫，则更加精准、高效，也是进化树上层的生命体才有的能力。
非特异性免疫是抗击传染病的第一道防线。以非特异性免疫作为理论基础，我们可以研发一种通用的应急性疫苗。这种疫苗可以在短期内激发机体的非特异性免疫，在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前能迅速发挥保护作用，以此帮助人们更好地应对那些未知的病原体。
研制应急性疫苗，需要满足几个条件：一是不会引发自身免疫应答，避免出现“杀敌八百、自损一千”的情况；二是主要针对呼吸道、消化道的多种病原体，最好能促进黏膜免疫应答，并提高机体的系统免疫应答；三是制备成型的疫苗需性质稳定，便于储存与运送；四是疫苗可以经过口服或经黏膜吸入，如喷雾或滴鼻；五是价格低廉，可大规模制备和使用。未来研发需要考虑到这些方向，进一步建立应急疫苗体系。
卢洪洲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
治疗策略应与科研相结合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作为新冠肺炎的定点医院，担负了上海市新冠肺炎患者集中收治的任务，是上海应对各类重大传染病的“主力军”，也被誉为上海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最后一道防线。
上海截至目前没有出现疫情社区流行，没有医务人员感染，治愈率也很高，这体现了上海的总体水平。上海新冠肺炎的治疗策略是有自己的优势的：首先是一人一策，提升了治愈率；二是呼吸科、重症医学、急诊医学、感染科、心理咨询、中医科等多学科专家坐镇现场，联合会诊；三是科学、合理地用药，客观理性地使用激素；四是实时必威在线网站首页网址 了解患者信息，随时按需调整治疗方案；五是上海式特殊护理，每2小时翻身拍背，辅助改善肺部坠积性肺炎。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疫情中，上海重症病人的病死率也是非常低的。细胞因子风暴通常被认为是新冠肺炎患者向重症和危重症发展的重要因素：新冠病毒感染人体后，迅速激活病原性T细胞，大量产生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和白介素-6等因子，从而形成炎症风暴，导致患者严重的肺部和其他器官免疫损伤，病情在短时间内急剧恶化，最终导致低血压、凝血障碍、心肺肝肾等重要器官功能衰竭，以及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危及生命。
应对细胞因子风暴的关键是早发现、早治疗。为此，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在轻症患者病房专门安排了一组专家，监测患者的肺部影像学变化、呼吸功能变化及实验室指标变化。一旦患者指标出现波动，立马从轻症病房转到重症监护室，抑制细胞因子风暴，并通过药物、氧疗阻止重症化。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自2月9日起就开展了常规“细胞因子”检测，以协助诊断和治疗。
有效的防控治疗手段也需要与科研进一步结合。在疫情初期，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张永振教授团队第一时间把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全基因序列测出来，并在线发表在《自然》上。团队获得的新型冠状病毒全基因序列是全球最早公布的，对之后全球的防疫和研究工作意义重大。
我们团队在《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上发表了“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疾病康复患者的病毒RNA持续及清除时间研究”。研究认为，与咽拭子相比，新冠肺炎患者粪便中病毒RNA清除延迟，因此，迫切需要对新冠肺炎患者的粪便运输进行标准化以降低风险；另一方面，新冠肺炎患者应定期进行粪便病毒RNA检测，即使在康复期也应如此。不过，由于患者尿液或血液的低阳性率，通过这种途径传播的可能性很小。
科研最终的目的是服务于临床，治疗患者仍然是第一要务。因此，在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认识到由于新冠患者在咽拭子核酸检测转阴后，其粪便中仍可以持续排毒，我们进一步加强了粪便管理，警惕消化道传播，同时将患者粪便核酸检测纳入患者日常管理及解除隔离的标准中。目前看来，采取这个方法和标准确实是有价值的。同时，基于皮质类固醇治疗会延长患者气道和消化道病毒清除时间的研究发现，在治疗过程中我们不建议对轻症患者使用，重症患者也应慎用。
为了更好地保护医务人员，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除了对负压病房进行清洁区、缓冲区、限制区三区划分外，还让要进入病房的医务人员雾化吸入干扰素卡帕，到目前为止，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医护人员零感染。
如今，上海与和世界卫生组织一直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每个星期都有电视和电话会议、采访及相应的讨论，我们也希望好的诊疗和防控经验得到进一步推广。
张文宏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新冠肺炎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
上海在本次疫情中交出了好答卷
上海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救治模式是先进的，即举全市之力，把最优秀的团队、最好的资源集中到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我认为上海在本次疫情中交出了非常好的答卷。
从长远来看，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难对付的病毒之一，因为在历史上没有一个病毒的特性这么诡异。埃博拉虽然凶险但是走不远，停留在非洲；SARS症状重但传播力不强；流感易暴发但症状很轻，可以置之不理；而新冠肺炎正好介于当中，传播力极强，但是症状又不轻，它的狡猾之处还在于有无症状感染者。因此，这个病毒的防控难度可能会超出人类的估计。
目前，上海的疫情防控已经进入下半场，当前的防疫重点已从“内防扩散”转向“外防输入”，特别是一些无症状感染者，其可能成为潜在的传播源。
无症状感染的特点是没有临床症状，病原学检测却呈阳性。无症状感染也意味着有相当多的人通过自己的免疫功能可以很好地控制病毒，不像SARS那样会引起重症导致死亡，但无症状感染者仍具有传染的可能。
对于无症状感染者，无法依靠体征筛查出来，那么为了降低社区传播隐患，应在第一时间发现和鉴别，因此快速诊断体系的建立极为重要，这可能成为防止社区传播的利器。
目前无症状感染者的发现主要是通过主动筛查：我们在筛查一些密切接触者时发现病人携带病毒，但是没有症状，而他携带病毒的延续时间会超过三个星期，这些人如果不去医院就不会被发现；另外就是海外回来人员，如果他们不被检测和隔离，或者就算进行了隔离，两个星期内没有症状，那么在隔离期结束后仍有可能造成极大的传播风险。
上海从头到尾采取的措施都是非常严格的。目前，上海对入境来沪人员实施100%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这一措施可以最大限度地筛查来自境外的无症状感染者；入境人员进沪后还要隔离两个星期；此外，还有第三道防线——就是由上海市卫健委组建的110多家发热门诊和180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热哨点门诊，这个网络大家通常看不见，但是却很重要，因为在这个网络下，如果有漏网之鱼也会被筛查到，之后疾控中心会对筛查出来的病例进行追踪。
至于疫情是否会反复，这可能取决于三大因素：一是疫情所在的国家和地区是不是会出现有出院病人肺炎复发甚至转为慢性带毒的情况；二是是否还有一些目前没有发现的无症状感染者存在于人群当中；三是境外的输入性风险。
我认为上海的防控体系是比较完善的，但是也不能保证将来永远没有病例，因为全世界的疫情没有控制好，就不能100%保证一个病例都不会进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时刻做好准备，如果有病例进来也能在控制范围之内。
回顾此次疫情防控救治工作，我们的医院能够第一时间发现病毒并鉴别出来，完成了基因测序，说明我国这方面的能力正在逐步提高；第二是上海的医疗诊断体系已经建好，这为防止社区暴发奠定了很好的基础。鉴于上海的境外输入压力，下一步的工作重点仍是抓诊断和治疗，构筑上海防控救治的“铜墙铁壁”。
这次疫情的最终消除还是要依靠科技支撑。如果没有科技支撑，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临床医生可能会忙忙碌碌，永无停歇，因为随时会有无症状的病人造成社区传播和流行。我们不希望一直做“救火队员”，只有科学家团队开展密切的合作，在科技支撑下形成精准的防控体系，才能掌握主动权，彻底控制住疫情。
赵国屏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市微生物学会荣誉理事长
未来的医学研究需有机整合资源
SARS病毒从动物传到人以及人传人过程中，关键位点发生了变化，感染力也发生了变化，但新冠病毒的感染能力一直很强，其关键位点也没有发生大的突变。按现有数据来看，新冠病毒的突变速率要比SARS病毒慢了一个数量级。从这个角度看，新冠病毒早已变得非常适应人体细胞环境，可以说是适应性突变后期的病毒。
从长期开展病毒基础研究的经验来看，病毒研究通常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要了解病毒是什么，这属于分类；第二个阶段是了解病毒怎么进化和演化，这属于进化；第三个阶段是了解病毒在环境中的生存状态，也就是生态环境。
我国的传染病防控体系，包括临床医学研究、基础医学研究和预防医学研究，病毒研究的分类、进化和环境三个阶段可以分别对应临床医学、基础医学和预防医学。其中，临床医学的研究对象是病原微生物，涉及病理学、生理学、循证医学等；基础医学的研究对象是细胞、核酸，涉及微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等；预防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群，涉及病原生理学、遗传学等。这三者相互结合，构成了传染病防控、治疗和研究的三角体系。
目前，我国的预防医学研究、基础医学研究和临床医学研究还没有有机地整合起来。无论是实时、系统、前沿的流行病学研究，还是以临床数据样本为基础，采用现代基础医学手段开展的研究，都还略显不足。只有将科研队伍与疾控队伍、临床队伍在平时就组织成团队或形成协同的体系，并且把日常临床中常见的一次次“非典”当作一次次演练来开展三方协同的研究与实践，才能在重大疫情出现时，临危不乱、胸有成竹地开展有效的防治工作及相关的研究工作，并且一步一步地把我们的科研治疗水平不断推到新的高度。
宁 光
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院长
防控经验有效输出，药物研究有进展
随着疫情在全球愈演愈烈，中国的经验与方案正在加快输出，与世界各国专家分享。例如，细胞因子风暴是我国医学专家率先发现的，这会导致病情突然加重，很难抢救。经过临床医生和科研人员的合作探索，发现了一种单抗药物在救治这类患者时有较好疗效。目前，单抗药物和康复者血浆联合使用，已成为意大利、伊朗医生救治重症患者的主流方案。而伊朗按照中国专家推荐的方法，防控明显得到改善，仅用一周时间就迎来了拐点，其重症病人也开始减少。
可以说，我国的疫情防控救治工作为全球抗疫提供了宝贵经验，未来也可能成为传染病防治的经典案例。
不过，目前仍然没有治疗新冠肺炎的特效药，但羟氯喹被认为是有效的药物。《上海市2019冠状病毒病综合救治专家共识》里曾明确指出：羟氯喹在临床上应用起到了比较好的临床效果，推荐使用。不过，要想证明一个药物对新冠肺炎有效，仅仅凭体外实验的抗病毒效果还远远不够。即使是已经上市的老药，也需要经过临床实验，等待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试验结果。
在市科委支持下，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牵头的一项“硫酸羟氯喹治疗新冠肺炎（COVID-19）的随机、对照、开放的多中心研究”于2020年2月15日正式注册临床。这项新冠肺炎研究被列入国家应急科技攻关专项。
在1个月时间里，瑞金医院基本完成了羟氯喹治疗新冠肺炎的临床研究。研究表明，羟氯喹不能起到预防的作用，也不能起到使病毒转阴的作用，该药主要能发挥作用的时间段是在疾病的中后期。在病程的4~12天，病人症状明显减轻，体内淋巴细胞数量明显增加，C-反应蛋白明显减少，在阻止患者从中期向危重症转变方面效果很好。对于羟氯喹无法有效使患者转阴的问题，可能是因为新冠肺炎患者的自然转阴率约50%，所以通过药物导致的有效转阴，比较难观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