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能力的终止不等同于衰老的开始，甚至可能是人类如此成功的一个原因。
在露天看台上忍耐四小时游泳比赛的母亲，在满是幼儿和玩具的生日聚会上的母亲，又或是在躺椅中抱着熟睡着散发着香味的婴儿、享受夜晚的母亲——这一刻的她们可能会感到养育孩子的疲劳与时间的漫长。但是，抚育孩子的日子其实是短暂的——生育力往往在女性40岁中期结束，只占了成年后不到一半的时光。当然，幸运者能够在这之后的三四十年中继续享受人生。
我们还未意识到不处于生育期的人类女性是相当特殊的存在。在其他生物中，雌性多数能够在结束一生前持续拥有生育后代的能力，还有一些生物最多不过在死亡前有一小段不再生育的时间。我们可以想见这一现象存在于兔子这种生物中，而长寿者如亚洲象，或是灵长类的大猩猩和黑猩猩也是如此。日本蚜虫在生育期结束后会进入一个“胶水炸弹”期，准备随时牺牲自己拦截入侵的繁殖者，这一现象也只是上述规律的再次证明。
当代一些伟大的思想家曾尝试一探人类女性生育期为何结束得如此之早。很遗憾，许多思想家的看法并不那么具有前瞻性。“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女性在失去生育功能后，她们的性格常有一种奇特的改变，”西格蒙德 •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说，“她们变得好争吵、无理取闹且飞扬跋扈。”20世纪中叶男性主导的医学界同样对女性持一种轻蔑的态度。妇科医生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在1966年的畅销书《芳龄永继》（Feminine Forever）中详细阐述了这一主题，他说：“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即所有绝经后的女性都是被‘阉割’的。”后来人们发现，这本畅销书背后有一家制药公司的支持，该公司的目的是推广激素替代疗法。
甚至性别革命的缔造者也视生育力为重要的女性气质标志。“一旦卵巢停止工作，作为女性的本质就不复存在。”精神病学家大卫 • 鲁本（David Reuben）在1969年《你想知道却不敢提出的性问题》（Everything You Always Wanted to Know About Sex but Were Afraid to Ask）中写道。他补充说，绝经后的女性“无比接近男性”，或者说“不是真正的男性，也非一个功能正常的女性”。
难怪女作家们在过去几个世纪表达了重新认识女性的必要。一些人采取了乐观的态度：妇女政权论者伊丽莎白 • 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在1857年——此时41岁的她刚刚生下第6个孩子——写信给她的朋友苏珊•安东尼（Susan B. Anthony），表示她们作为社会活动者最好的时代即将到来，“我们的黄金时代在50岁之后，我们将至少拥有美好的20年”。其他人则不那么乐观，54岁的西蒙娜•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写回忆录时相当沮丧：“向所有那些我曾享受过的告别。”弗洛伊德教导她，女性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悲惨且无性。贝蒂 • 弗里丹（Betty Friedan）、格洛丽亚•施泰纳姆（Gloria Steinem）、海伦•布朗（Helen Gurley Brown）、杰梅茵•格里尔（Germaine Greer）都谨慎地记录了她们的人生历程，发明了“人生变迁”概念的作家盖尔•希伊（Gail Sheehy）也是如此。诺拉•艾芙隆（Nora Ephron）则感到颈部不适，并把她的一些焦虑写成了一本畅销书。
即使现在，女性也很难不忌惮青年时代结束后的处境。引人深思的是剧集《艾米 • 舒默的内心世界》（Inside Amy Schumer）中颇有讽刺性的一集，剧中同名喜剧演员碰到她的三个喜剧偶像——蒂娜•菲（Tina Fey）、帕特里夏•阿奎特（Patricia Arquette）和茱莉亚•路易斯-德瑞弗斯（Julia Louis-Dreyfus）在草地上野餐。菲说她们正在庆祝路易斯-德瑞弗斯的“姿色终了之日”，而这来自媒体的裁决与宣告。舒默佯装惊讶，问媒体是否也这样判断男性还有没有姿色，三人组则爆发出阵阵笑声。
一些关于绝经后女性身份的新书表明人们的看法正在改变。《纽约时报》早些时候曾提到，相当多拥有充足精力和丰富工作经验的女性正进入人生的第60和70年。这些女性比男性受教育程度更高，许多人在中年早期被工作和生活制约，像是运动员增加自重进行训练。一旦这些重量去除，他们会有发达的肌肉。事实上，美国女性总统候选人有着很强的竞争力。
同时，MeToo运动的兴起也改变了人们的看法。尽管它在某些方面将女性按照年龄分层，但即使是那些可能不愿承认“女性弱势”观念的年长女性，也会欣喜地看到职场“掠食者”遭到惩罚。像查理•罗斯（Charlie Rose）和马特•劳尔（Matt Lauer）这样的男性因此离职，为克里斯汀•阿曼普（Christiane Amanpour）和盖尔•金（Gayle King）这些女性让位，她们体现了60多岁人的真实模样：非常强大，非常棒。
目前有关女性绝经期的主要研究观念仍然由进化生物学主导，而进化生物学根据物种生殖目的审视问题。小说家达西 • 斯坦克（Darcey Steinke）在她的回忆录《潮热日记：绝经期和自然生理的辩护》（Flash Count Diary: Menopause and the Vindication of Natural Life）中写道：鉴于绝经期在定义上是停止生殖，生物学家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进化之谜”。根据普遍的观点，人类女性在母亲的子宫内时会拥有一生中的所有卵子，出生后数量开始迅速减少，在40～50岁中期，剩下卵子的质量会变得很差。对进化生物学家来说，这一点奇特而有趣。而对斯坦克来说，这一点悲惨而艰难。斯坦克的书抒情而有些抑郁质，表现出她的沮丧。
有些女性在绝经期出现较少的症状，但斯坦克遭受了近两年的潮热，其急性发作就像“四分钟突如其来的焦虑发作”。她感到死亡的阴影笼罩着她：“我第一次觉得自身有一个时间戳，一个到期时间。”她生动地而又徒然神往地描写了性，写下了她欲望的减弱，对性欲的告别。她常常感到愤怒，对她丈夫大喊大叫，“之前对性的渴望现在似乎难以想象”。
自然，每个女性都无法逃避绝经期的生理心理反应。但斯坦克忧郁得听起来有些退行性，仿佛她无法逃脱那些难以忍受的医生，如威尔逊和鲁本等人傲慢的宣言。当雌激素如退潮般逐渐流失时，残留下的是什么？“激素的离去让我的女性气质消磨殆尽。”她写道。处在这样一个过渡状态下，她认同了那些跨性别者，但这样的同理心还不能给她解脱。
斯坦克考察了少数几个拥有长绝经期的物种，虎鲸是其中之一。海洋中的非生殖期雌性生物起着重要的作用，凭借多年的智慧，它们引导后代找到最好的鲑鱼。为了获得一种连结感，斯坦克尝试在西雅图海岸的水域中划艇，并受益匪浅。“自然中的女性统治者给了我希望，”她写道，“它们既不脆弱，也没有任何忧虑，并在各方面成为种群的领导者。”
绝经期可能会让女性确立一个新的角色和地位，这是佐治亚大学历史学家苏珊 • 马特恩（Susan Mattern）所著《月亮慢慢升高：女性绝经的科学、历史与意义》（The Slow Moon Climbs: The Science, History and Meaning of Menopause）一书的中心论点。在书中，马特恩摒弃主观视角，关注于“人类长久的原始过去”。科学家曾认为女性（和男性）的寿命被设计为50岁左右，而绝经期则是一种意外，是生物进化的副产物。事实上，即使在原始社会，一部分女性也健康地活过了中年，这表明绝经期是人类进化的一个特征，而非一种意外产物。
马特恩有她自己的大胆理论：绝经期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成功的关键。在人类的狩猎-采集的时代，部落需要生产者和消费者——那些带回食物的人，以及消耗食物的人——之间的平衡。大多数成年人同时具有这两种角色特征，但儿童并非如此，他们在发育的一长段时间内需要依赖他人。那些可以带回超过一人份食物，而又不增加人口的成员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绝经后女性的重要意义是什么呢？人类学家克里斯汀 • 霍克斯（Kristen Hawkes）研究了一个现代的狩猎部落——哈扎（Hadza），发现一群精力充沛的年长女性带回的食物比任何其他年龄和性别都多，这为“祖母假说”奠定了基石。祖母理论认为年长女性不仅充当食品生产者，她们也是“共同护理者”，提供公共的儿童保育。马特恩写道，在哈扎和其他部落中，女性“在50岁时达到觅食生产力的顶峰，并在老年时继续产生更多价值”。她指出，部落会杀死那些不能做出贡献的成员。那么如果祖母一代的女性没有被除掉，那是因为她们具有价值。
马特恩认为，当人类在数百万年前与黑猩猩种族分离时，绝经期可能就出现了，它让智人比其他人科的物种（如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更具有优势。后代由年长女性照顾而减轻年轻女性的负担，使得该物种能够从流行病或危机中更好地恢复过来，同时有生育能力的女性可以快速繁殖，但任何女性都不会一直拥有生育的能力，从而避免了部落人口过剩。随着农业的出现，绝经期仍然起到重要的作用。马特恩认为，对于一个农民家庭来说，最繁盛之时便是女主人绝经后的时间，这时大一点的孩子可以帮忙，而这个家庭也不再需要养育新成员。如今，随着孩子数量减少，资源增多，她补充道：“绝经期的女性曾经用过剩的能量来帮助家人生存，现在她们可以用其他方式发挥这些能量的价值。”虽然斯坦克将绝经期视为一种结束，但马特恩认为这是一个开端。
这两种观点都是正确的，正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盖尔 • 柯林斯（Gail Collins）在《我们势不可挡：美国历史中的年长女性历险记》（No Stopping Us Now: The Adventures of Older Women in American History）中如此表示，这本书记述了殖民时代到现在的历史。她给我们的启发是，当环境允许年长女性有所成就时，她们会表现得很好。“如果你的经济价值很高，那么你就是相当重要的。提供共同护理是好的，但年长女性能够赚钱并增加她们家庭资产的时代，才是她们最受欢迎的时代。”柯林斯冷冷地写道。
她追踪着女性不断变化的社会地位。在殖民时期，女性进行纺织、编织，并工作到老年。在身体健康上，这个阶段可以说相当糟糕——女性可能会遭受盆腔疾病、分娩损伤、牙齿腐烂等等问题。被奴役的年长女性更是遭到流放与忽视。但在那一时期，唯一比做一个女性更糟糕的事情是做一个男性：男性死亡率更高，而守寡可能是一件好事，寡妇——至少白人寡妇可以拥有财产（这与已婚女性不同）。这之后，随着国家人口增加，男性垄断了工作职位，女性的经济地位下降，并失去了她们的社会地位。
柯林斯强调，19世纪中叶是社会改革的一个伟大时代，这是年长女性享有威望的另一时期，尽管并非完全因为她们拥有经济权力，而是因为道德权威。值得注意的是，她们以此提升了女性持续到晚年的影响力。女性权利倡导者伊丽莎白•斯坦顿认为，女性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有不同的重心，从狭窄的家庭关注转向广阔的社区意识。柯林斯写道，斯坦顿相信绝经期把她所有的“生命能量”从生殖器官转移到了大脑中。想必她和苏珊•安东尼确实如此，她们走遍全国进行演讲，在讲桌上畅所欲言，讲桌下同士兵们打牌谈笑。她们的年龄让她们能够“来一场冒险”。同时一位旁观者写道：“斯坦顿夫人因为她的慈母风度在很多地方获得了豁免权。”
随着工业时代白领职场的扩张，女性被排挤出了这个职业环境，削弱了各个年龄层女性的社会权力。年长的黑人女性是早期民权斗争的支柱，但玛丽 • 特雷尔（Mary Church Terrell）和玛丽•白求恩（Mary McLeod Bethune）等活动家的贡献被人们置若罔闻，荣誉给了更年轻的男性。二战期间，女性重返劳动大军，这让战后女性难以被排除于职场之外，这对年长女性好坏参半。20世纪60和70年代，由于乘务员等女性职工提起集体诉讼，抗议女性在结婚或年满35岁后就必须退休的规定，让女性地位大大提升。然而，虽然女性的收入潜力随着工作范围和性别自由的扩大而增长，但年长女性却面临新的压力。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威尔逊、鲁本等人提出了“绝经期的危险”。可以说，性别自由在女性运动中的核心地位，使得第二代女权主义者更容易对自己的身体和容貌感到不安。马特恩提出，更年期综合征的概念是一种文化上的发明，其目的是在女性力量的上升时刻从心理上削弱女性。她指出，优势群体在发明压迫弱势群体的方法上总是富有创造力的。
我们会震惊地发现斯坦顿的直觉和想法仍不会过时：女性的生活轨迹与男性不同，其中绝经期是一种值得深思的解放。对生命中一段过程的描述，即使痛苦万分，也会是一种权力的赋予。当然，男性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会感到失落和不安，也许会用各种手段回顾人生经历。跨过中年的那一刻，许多人努力重新调整职业抱负，并建立更牢固的社会联系和亲密关系。正如交友网站泄露了男性对身体衰退的焦虑，同时也揭露了男性愿意与各个年龄层的女性约会。两性关系的书籍说得对：男性不像女性担忧的那样挑剔女性的身体。男人渴望性，但他们也渴望交流，渴望一个自信而有成就的伴侣。甚至波伏娃也改变了看法，在《岁月的来临》（The Coming of Age）这本有关衰老体验的书中写道，她已经跨越了“边界”而到达了和谐，还有了一位年轻的情人。她写道：“它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黯然。”
资料来源The Guar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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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丽莎•芒迪（Liza Mundy）是美国新闻记者、作家，也是新美国基金会的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