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尔摩范式：气候变化和新兴疾病》，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9年

乍一看，丹尼尔 · 布鲁克斯（Daniel R. Brooks）、埃里克 · 霍贝格（Eric P. Hoberg）和沃尔特 · 伯格（ Walter A. Boeger）的《斯德哥尔摩范式：气候变化和新兴疾病》（The Stockholm Paradigm: Climate Change and Emerging Disease）一书只是又一本讨论人类对环境影响的书。然而，这本书实际上是一种特别的交融：它是一部科学批判史，描述了人类走过或没走过的科学之路；它又是一项以分析和综述为主的技术工作；它还是研究计划、政策议程；它更是对制度化科学（以及制度化科学家）的批判；它带着恐惧与希望，忏悔式地探索了人与环境之间的交互。

布鲁克斯、霍贝格和伯格都是寄生虫学家，并且研究领域都不只是传统的大寄生虫（蠕虫和节肢动物），而是囊括了包括病毒在内的所有病原体。他们表示，之所以要撰写这部作品，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情况一团糟：新疾病越来越多，而我们对潜在的病原体却一无所知，并且还拒绝承认所面临威胁的严重程度。

这本书的出发点是一场失败：疾病的细菌理论为人们普遍接受已经100多年了，但直到最近，科学家才开始从生态学和演化角度研究寄生虫和其他传染性病原体，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动于衷。查尔斯 · 达尔文在解释进化的动力时，强调了物种内竞争的重要性。他也据此总结，宿主和寄生虫会分别进化，但不是通过互相之间的争斗，因为那样只会造成相互间的修饰，而非进化。与此同时，包括早期细菌学家在内的生物医学家，都因过分关注致病性而单纯从宿主的角度定义寄生虫种类，忽视了生态学和演化因素。本书作者特别提到，医学媒体，甚至是寄生虫学必威体育备用地址 ，都很少注意到达尔文是怎么死的。

后来，那些开始重视寄生虫-宿主间关系演化的理论学家强调了寄生虫与宿主之间的联合进化。他们将这种进化描述为寄生虫和宿主参与的一场“军备竞赛”，双方都在适应对方的过程中变得更加“专业”，从而带来了一种相对良性的协同适应状态。这些理论学家把寄生虫看作“极其善于适应生态的专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在同自己的宿主一起进化时，也会逐渐失去转移到新宿主身上的能力——寄生虫这种能力的缺失，起到了预防新疾病出现的“防火墙”作用。此外，经典遗传学家所秉持的观点——突变是随机的，且那些致病的变种就是在这种随机突变过程中产生的——让这些理论学家假设，“病原体只能在通过遗传突变掌握寄生到新宿主身上的能力之后，才能在新宿主那儿繁荣滋长”。然而，这种协同进化的范式存在缺陷。这样的防火墙根本就不存在：寄生虫在栖息地变化的过程中，无时无刻不在改变宿主，气候变化更是加速了这一过程。因此，要想解决这个“寄生虫悖论”，我们需要另寻一个足以解释这类问题的理论框架，也即一种新的范式。

实际上，本书作者已经提出了一个这样的框架——他们称其为“斯德哥尔摩范式”，本质是重新对宿主-病原体关系进行复杂的概念化。他们在书中没有给“斯德哥尔摩范式”下精确的定义，也没有解释他们为什么给这个框架起这个名字。不过，他们确实证明了，利用这个框架可以做出成功的预言，可以将异常现象转变成意料之中的现象，可以为以研究为基础的行动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

本书作者提出的这个新范式考量了有关寄生虫演化、寄生虫-宿主关系以及寄生虫自身特性的自然-历史数据——基因图谱绘制已经证实了这些数据的有效性。斯德哥尔摩范式主要从生态学角度思考问题，并且采用了一种独特的视角，也即寄生虫的视角。站在寄生虫的角度，它需要找到宿主，因为宿主就是它的“生存条件”之一。

病原体和寄生虫会用两类行为应对自己所处的环境：其一是开发、利用现有宿主的资源，其二是探索、寻找新宿主。后一种行为在环境发生改变时体现得尤为明显。寄生虫往往不会紧密地适应单一宿主，它们有能力开发利用各种宿主的资源，即便其中有一些是它们无法最好地去适应的。换句话说，如本书作者们阐述的那样，它们的健康空间（那些它们在其中能够生存并繁衍的环境）并不是严格确定的。当环境发生变化时，寄生虫需要探索自身所处的全新环境，以确定新的可靠健康空间在哪儿。通过反复开展这类开发（特异化且与外界隔离）与探索（一般化且向外界扩张）的活动，病原体就占据了尽可能多的可用健康空间。因此，斯德哥尔摩范式的核心是本书作者的这一论断：“病原体拥有巨大的进化潜力，它们可以在各种环境条件下迅速地利用各种机会。”

本书开头两章是介绍性质的，介绍了书中要讨论的问题和一些相关历史。接下去的五章则提出并论证了这个新范式。最后三章涉及我们面临的困境（对新疾病毫无准备）以及可能采取的行动（我们可以接受那些令人不快的事实，制定计划，建设基础设施，储备并监测各种病原体，改变生活习惯，学会互相合作）。

本书特点在于作者批判与反思的深度与广度。他们承认科学是“解决方法的必要来源”，但他们也批评科研机构及其做法阻碍了科学的进步。他们反对提倡个人成就胜过合作响应的科研制度，反对重视特殊性胜过一般性的评价标准。用业已失败的经典范式语言来说，本书作者反思了为何到了20世纪末，我们知道的更多了，但理解的却更少了。他们把原因归咎于学科划分制度及科研竞争制度。他们谴责火炉烟囱式的科研现状，认为这削减了科研工作的受众范围，并导致“拥有共同利益的研究项目之间缺少交流与合作”。他们也批评科学家，批评他们只会贩卖灰暗情绪，却不采取任何行动，批评他们将危机视作筹得研究资金的机会。

这本书的最后三章从描述转向了规劝，也即从讨论“世界怎么样”转向了“我们应该怎么做”。虽然科学的任何应用都涉及这类转向，但本书作者并不是老生常谈地只把重点放在阐述政策制定者必须要做的事情上。他们还把这项探索任务划分到了每个人头上，把它变成了介于正在逼近的末日——“一场生存危机”——与“孕育”新科学的狂热“希望”之间的辩证思考。作者呼吁像他们自己这样的生物学家做“房间里的成年人”，在只顾眼前与恐慌未来之间的模糊分界线上找到平衡点。考虑到寄生虫与病原体与生俱来的强大适应能力，以及气候变化对其进化的加速作用，本书作者预言：我们人类这个物种将会因流行病而经历一场人口修正。

《斯德哥尔摩范式》一书出版于新冠疫情暴发前6个月。作者在书中令人警醒地预言了类似西班牙大流感那样的病毒卷土重来时产生的效应。如今看来，这番预言恰逢其时。不过，本书也提醒我们，下一场新型流感可能会比新冠疫情更加致命。

作者谴责了各方各面洋洋自得的现状：整个世界都对1972年出版的报告《增长的极限》（Limits to Growth）中提出的警告熟视无睹；临床医师们只关心如何治愈“类似流感”的症状，对系统性开发针对性药剂则不闻不问；那些不便点名的保守派生物学家则无视生态圈的进化本质，转而把精力全部放在“保护现有多样性这个显而易见的需要”上——又或者竭力想让生态圈回到之前的某种神秘原始状态。

作者还警告说，人类的一些日常活动可能存在危险，比如航空旅行和城市绿地踏青——这类活动将我们暴露于寄生在其他哺乳动物和鸟类身上的病原体和寄生虫之下。此外，他们还号召开展一场全球性监测行动：搜寻寄生虫，然后进行基因组评估以预测那些极度危险的寄生虫-宿主组合，并且及时干预。

他们在大力推行这样一个计划的同时，也承认这是一场长期斗争，不可能一蹴而就，并且也不能消除绝望。作者并不否认，虽然他们为“卡桑德拉派”（一群身处职业生涯末期且对未来失去了希望并脱离了公共生活的环境科学家）的失败主义思想深表遗憾，但他们自己也经历过伊丽莎白 · 库伯勒-罗斯（Elisabeth Kübler-Ross）提到的、著名的“为我们迫在眉睫的死亡感到悲伤的阶段”（这一阶段的最后是接受这一事实）。因此，本书在很多方面都超越了“生存危机”论题，成了一部探讨科学存在主义的作品。

这部作品既是对科学的挑战，也是对科学家的挑战，立意极高，令人印象深刻。本书重构了那些我们未走的科学之路、分离了医学与生物科学、阐述了卫生专家对病原体进化的冷漠，这些都令我这个历史学家大为触动。在我看来，斯德哥尔摩范式本身还尚待证实。如今，人们已经普遍意识到，基因组拥有很多只有在特定环境下才会表现出来的能力——正是这些能力让本书中介绍的病原体的那种探索行为成为可能。就对这一问题的回应一事来说，作者既直言不讳地陈诉了有关科学与科学家的尴尬真相，也认识到每个公民的个人行为才是公共行动的最终基石，这些都让我很是欣赏。

不过，总的来说，这本书涉及面还是不够广。无论是情感表达，还是理论分析都有局限。就拿对“火炉烟囱式”学科制度的猛烈抨击来说，作者的反应仅仅限于学科本身，这既让人震惊，又让人不安。他们在介绍自己所提倡的全球运动的相关内容中，将人们的广泛参与同军事隐喻联系在一起，运用了大量像“所有人员必须按部署行动”“所有人都必须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这样带有强烈命令和控制色彩的表述方法，因而很容易让读者觉得这是一场由寄生虫学家领导的“独裁”运动。

本书的缺点也就只有这些了。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各人研究的领域决定了各自看待问题和表达意见的方式。在本书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极为开明的寄生虫学观点。我们也看到了寄生虫学的历史。这一独特的领域有时显得边界很是模糊，毕竟它正好处在生态学、应用卫生学和农学的交汇点上。同样模糊的还有作者对生态评估与实际行动之间矛盾的立场，这点在书中也体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作者赞同“寄生虫”并非自然物种的观点，也赞同生命体不应该由它们与其他生命体（宿主）之间的关系来定义。另一方面，他们后来又写道，在他们看来，“这个世界上栖息着两种生物——病原体和宿主”。此外，本书作者把吃植物的昆虫看作寄生虫，却把同样吃植物的人看作其他寄生虫的宿主，这样的矛盾也是生物中心理论所不容许的。幸运的是，作者的学科背景让他们倡导的全球运动看上去不那么危险：在博物学领域，依靠非专业志愿者展开协同调查相当常见，观鸟就是一个例子。

作者希望超越寄生虫学本身的尝试值得称道，但这种尝试是碎片化的，并不系统。本书的参考书目长达89页，里面大部分都是寄生虫学方面的论文。无论是正式机构，还是非正式机构，都能在这场运动中发挥重要租用，并且似乎也是展开理性分析不会带来绝望的唯一途径，但本书几乎完全没有提及这类机构。作者对历史观点的简要追溯相当宽泛且没有什么助益，不能代替对权力轨迹的讨论，不能代替对政策制定及实施复杂性的讨论，不能代替对社区行动基石的讨论，不能代替对公共卫生历史记录的讨论。作者们从灵长类动物进化遗留习性的角度描述科学家们的不作为，它忽略了塑造科学家职业生涯结构和公共事务角色的战后政策。无独有偶，作者们把对《增长的极限》这份报告遭受的冷遇归咎于想入非非的后现代主义者，却完全没有提及背后的政治、经济利益，也没有将这份报告同其他同样颇有价值的模型做比较。由于没有分析科学背后的政治、经济因素，读者们很可能会觉得，作者对科学及科学家的批评只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又或者只是因频繁遭遇挫折而大吐苦水，毕竟寄生虫学这门学科目前还没有得到充分重视。

或许，最大的缺失还是来自公共卫生自身。在人们认识到疾病传播媒介之前很久，城镇就开始以灭鼠运动这样的行动应对正在逼近的瘟疫，身处疟疾肆虐地区的人们会包裹自己的皮肤，并且尽可能避免夜间外出。虽然对传染病病原体展开更大规模的监测确实颇有价值，但要是把彻底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事先预警上，这个门槛未免也太高了些。斯德哥尔摩范式的要旨应该是增加与病原体-宿主关系研究相关的变量数量，至于究竟是什么因素限制了这些变量的数量则没有那么清楚。作者没有深入讲述基因表达的复杂性，也没有讲到水平基因转移的问题，比如那些影响霍乱病毒毒性的基因。幸运的是，一般公共卫生实践并非不能与持续调查兼容。另外，就像我们在谈及气候变化问题时反复指出的那样，对更完备知识的需要并不一定就是采取行动的障碍。

抛开其中的警告不谈，《斯德哥尔摩范式》一书无论在题材还是内容上，都是一本具有开创意义的作品。我们不奢望科学家反思，更不用说希望他们绝望了，“个人”理由通常都没有什么价值。会有人看这本书吗？作为一部“杂交”作品，它必然会挑战那些看多了类似题材的读者。不过，我希望，复杂理论与深刻反思的这种结合能够更进一步，形成一个属于自己的范式。

资料来源American Scient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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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克里斯托弗·哈姆林（Christopher Hamlin）是美国圣母大学历史系教授，也是该校约翰 · 雷利科学、技术与价值研究中心创始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