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批评家认为科学和人文学科密不可分。
21世纪见证了神经科学的发展，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了脑，不再局限于脑的解剖学基础，而是转向了认知的角度。每年都会涌现出对记忆和想象力的新认识，同时让人惊讶于这一学科与人类学和哲学等学科的深度交叉。不到一个世纪之前，在二战的余波中，一位剑桥大学的文学教授率先提出了他对认知的看法，这一看法如今仍然相当现代。而直到最近，我们才开始重新发现他的理论，发现叙事艺术和脑科学之间存在巨大的互动潜力。
20世纪初，人们抵制这类学科的交叉。那时的学术文化是由筒仓中的专家定义的。而英国批评家艾 · 阿 · 瑞恰慈（I. A. Richards）拒绝受制于此。瑞恰慈在孩提时代因结核休学数年，康复后决定致力于登山运动。在剑桥大学读本科时，他花了很多时间徒手攀登学园中的尖塔和小楼。他和妻子多萝西 · 皮利（Dorothy Pilley）一起登顶了阿尔卑斯山、蒙大拿州冰川国家公园中的山峰等等。
瑞恰慈提倡文学实证研究，并将自己定位为“发明家”而不是批评家。他于1924年发表的开创性著作《文学批评理论》（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中，提出了一个令同辈人相当不安的观点：“书是用于思维的机器。”在瑞恰慈所处的时代，历史和传记批评是主流，而文学教学基于语法和修辞，他却从神经生物学的角度去理解为文之用心。实际上，他的思想远超同时代的文学批评和科学理论，时至今日，人们仍在迎头追赶。
在《文学批评理论》和后续的《实用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中，瑞恰慈提出文学应该是内指性的，指向文本中的艺术世界。据说，在20世纪20年代，瑞恰慈任教于剑桥文学院时，他的课大受欢迎，甚至不得不在室外的街区里举行。他提倡“文本细读”，致力于知觉和情感的特异性及模糊语言的运用。这种观念成为一个新文学批评流派“新批评”的标志，瑞恰慈与他的学生威廉 · 燕卜荪（William Empson）和列维斯（F. R. Leavis）皆属于该流派。但科学，尤其是神经科学在这一重要时刻被卷入其中。
瑞恰慈在《文学批评理论》中提出了一个卓越的论断：为了建立一个有效的批评立场，需要基于心灵的角度，鉴定出文艺作品所创造出的精神状态。他对于文学批评应有之义的描述，放在今日神经科学的讨论中也丝毫不过时。
瑞恰慈提出“我们需要一个图式，描述构成‘欣赏’一幅画或‘阅读’一首诗时体验的心灵事件”。更令人吃惊的是，瑞恰慈做了一个极生动的比喻，这一图式是有关阅读和解释诗歌时心灵状态的袖珍推测图。瑞恰慈高瞻远瞩，纳入了阅读时的生理状态和读者做出反应的心理过程。他在一个心理学主流学派为行为主义的时代提出了这样的模型，而行为主义明确地反对分析有机体或脑的内部机制，提倡研究外显行为。心理意象和想象大大超出了当时行为主义者的理论范畴。
瑞恰慈提出了以下的过程，他幽默地称之为“象形文字”：纸张上文字的图像会从眼睛投射至脑内重复的模块单元，这些模块单元对其做出有序的程序操作，产生譬如图形或情感的反应。尽管瑞恰慈强调他的这一设想并非“神经系统的模式图”，却显然受到了神经结构的启发。他的模块化单元让人想到神经细胞。整个结构暗含了当时人们对大脑外层皮质功能组织结构的理解（公认皮质有6层结构，而在瑞恰慈的模型中也用I-VI标记）。
脑中诗之结构：瑞恰慈于20世纪20年代绘制了这一图示。图中展现了罗伯特·勃朗宁的诗句。近期研究确认了阅读的大致过程：人并不能一次性理解完整的句子，我们的视线会进行数次跳跃
瑞恰慈的图示以罗伯特 · 勃朗宁（Robert Browning）的诗句为例，提出阅读过程中人一次只能理解一个词。近期研究确认这一关于阅读的观点大致准确：人理解句子并非一次性地或是依次顺序地进行，我们的视线会在句中进行数次跳跃，这一过程称为扫视。当视线短暂停留在英文诗句上，会获取一组字母的图像，大致是1个词；接着迅速地跳跃到远处，停留并获取另外1到2个词。修伊（E. B. Huey）等心理学家在20世纪早期破解了阅读理解的眼球运动基础。显然瑞恰慈通过那时的实验基础得出了这一结论。时至今日，眼球运动研究依旧对我们理解阅读动力学、认知和读写能力有重要意义。
最令人震惊的莫过于瑞恰慈模型中特化的心智功能，展现了人对文本认知反应的一系列过程。脑首先对捕获到的一串字母的视觉感官做出反应（I层）。紧接着是多个模块产生图像（II和III层），并由词或词组诱发储存关联性（IV层）。II～IV层中的过程可以理解为召集组件进行记忆或想象，而后几层（V和VI层）则与激发情感和态度相关，这同当代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理解一致。
那么这一神奇的模型从何而来呢？瑞恰慈之后承认神经科学家查尔斯 · 谢灵顿（Charles Scott Sherrington）的学说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谢灵顿在他长而辉煌的职业生涯中，创造了“突触”（指神经元间的功能性连接）、“本体感觉”（脑对身体状态和位置的感受）等术语，发表了有关反射作为基础感觉运动机制，以及灵长类大脑皮质组织结构的文章，并在1932年获得诺贝尔奖。
谢灵顿1900年前是剑桥的学生、研究员。1912年进入剑桥的瑞恰慈则对谢灵顿的遗产熟稔于心。总的来说，瑞恰慈的模型和术语中都能看到谢灵顿神经生理学的深远影响。譬如瑞恰慈曾概述整个系统中竞相通过的“脉冲”，以及由此产生的“平衡”状态间隔。我们可以在谢灵顿的有关神经通路间的反馈理论中找到相似性：当相反的信号——正向（激动性）和负向（抑制性）——被整合为一，以保证姿势和运动的协同控制。瑞恰慈的模型整合了那时最新的神经学思想，却远超时代，发现了全面认知参与同文学的联系。瑞恰慈曾向自己的传记作家表示，他“只是把雪莱翻译成了谢灵顿”。这揭示了当时的神经科学作为新兴的现代理论仍处于懵懂阶段。
瑞恰慈早期涉足神经生理学，卓有成效地预言了近期一些阅读机制的研究成果。他强调了记忆在对所有艺术的批判性接受中起到重要作用，因为“记忆参与所有的心智活动”，这听起来确实相当现代。进一步来说，瑞恰慈提出的这些理论，在弗雷德里克 · 巴特利特（Frederick Bartlett）那里得到了验证，巴特利特的经典实验（1932年）通过研究人回忆故事要素的能力，说明记忆并非“时下的快照”，而是一种叙事性的构建。近来我们才发现瑞恰慈1924年提出的认知理论是联结主义的一种“原型”，认为记忆并非基于固定的、档案般的特性，而是一种非象征性的、分散的形式。
作为批评家，瑞恰慈着迷于研究想象在文学接受中的作用，揭示它同想象间的深刻联系。他写道：“在想象性构建的过程中，当下的发生与过去的经历、遥远的记忆甚至是起源之处——这些要素的重要性可以说不分伯仲。”21世纪早期心理学和神经科学最迷人而多产的洞见之一为瑞恰慈的理论提供了依据。到2007年，几项神经和心理学研究证明了记忆过程和想象过程间确实有高度的相关性，二者都以多种形式——含蓄直白兼有——产生，同时都具有高度的构建性。此外，回忆过去的事件同预想未来在脑中运用了相似的认知网络体系。
瑞恰慈学术生涯中的另一个兴趣点在于，意义如何从词和词组中产生，他早期曾经参与写作《意义的意义》（The Meaning of Meaning）一书，这本书起名俏皮。这次他又领先于那时的技术。近来的神经科学研究证实了瑞恰慈的直觉，阅读产生的语义学信息广泛储存于大脑皮质，以及词句间的关系像是地图册，以一定数量的不同种类知识的形式聚集在一起。
瑞恰慈于生活于工作都是一位冒险家。他是热情的登山者，也将文学批评推向了一个新高度。他热切地提出在分析创新思维时无视脑的作用是一个明显的疏忽
如今我们能够一次捕捉到数个脑中同步的“滴答声”，这意味着人脑会对一个故事产生或多或少的一致性，而脑与脑间暂时同步的程度取决于沟通交流的有效性。多脑神经科学将为自然语境下的叙事提供一个更为实证性的理解机会：因为叙事是作者和读者，或是讲故事的人和听众间的共鸣。
我们是讲故事的种族，同样也是使用工具的种族，也许这能够解释对叙事艺术的洞察将会需要神经科学的帮助。一个个巧妙的实验正在帮助我们理解人如何听到虚构角色说话，如何与他们感同身受，如何设想出虚构场景或是故事世界。叙事者提供了一处丰富而易得的认知领域，在其中进行文学创作，上演虚构的戏剧，也进行严肃的分析。脑科学如今正拓展着这片领域，但有必要同那些先到达的人文学者分享这片天地，同时向他们请教学习，尤其是艾 · 阿 · 瑞恰慈。
资料来源 Nauti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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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克里斯托弗·科默（Christopher Comer）是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和蒙大拿大学生物学和神经科学系的名誉教授，曾任蒙大拿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人文和科学学院的院长；艾希利 · 塔格特（Ashley Taggart）是都柏林大学学院的戏剧学讲师，剧本编辑和剧作家。本文节选自二人合著的《脑、心智和叙事想象》（Brain，Mind，and the Narrative Imagination）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