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医生：核时代拂晓时分的良知与同谋》，小詹姆斯·诺兰著，哈佛大学贝尔纳普出版社，2020年

在这么多年的教学生涯中，我经常会向学生们展示一件来自20世纪中叶的奇怪纪念品：用以传递绝密信息的西联公司电报。这份电报上的日期是1945年11月30日，发件人是罗伯特 · 芬克（Robert M. Fink），收件人则写着“请亨佩尔曼（D. L. Hempelman）留意此电报并将其转交给莱特 · 兰姆（Wright Langham）博士”，具体内容则是“11月27日，周二，注射H. P. -3和H. P. -4；11月30日，周五，注射H. P. -5。”

要想破译这条消息，你首先得知道电报收发者的职业：罗伯特 · 芬克是罗切斯特大学斯特朗纪念医院的医生，当时，这家机构正在研究放射性同位素的毒性；莱特 · 兰姆则是在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领导生物研究部门的化学家，当时这家机构正在秘密研发核武器，这是曼哈顿计划的一部分；而亨佩尔曼则是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健康保障小组的负责人、医师。“H. P. ”则是“人类产品”（Human Product）这个令人不安的术语的缩写。人类产品3、4、5都是斯特朗纪念医院的病人，实验人员未经他们的同意就给他们注射了钚，这是一项旨在测定新元素对人体影响的高灵敏度实验的一部分。除了这3名患者之外，还有15名病人在另外4家医院接受这项实验。这4家医院分别位于加州大学、芝加哥大学、橡树岭和田纳西，它们都是参加曼哈顿计划的机构。

之所以会开展这项令人震惊的实验，起因是出于对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工作人员人身安全的担忧。然而，美国政府竟然允许在未得到当事人许可的情况下，将毫不知情的美国公民暴露于危险的辐射环境中，这更是令人震惊。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展开的这类辐射实验产生的遗留问题令当今政府苦不堪言也就不足为奇了。这类实验的真相被掩盖了几十年，但关于钚注射实验的传言从未止歇。接着，到了1993年秋天，《阿尔伯克基论坛报》（Albuquerque Tribune）开始刊登记者艾琳 · 韦索姆（Eileen Welsome）撰写的系列调查报告“钚实验”。韦索姆后来还凭借这一系列报道荣获普利策奖。他的报告后来传到了克林顿总统的能源大臣黑兹尔 · 欧里尔（Hazel O’Leary）那里，继而引起了总统的注意。于是，克林顿就成立了人类辐射实验咨询委员会（ACHRE），而我就曾担任过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在之后的18个月里，委员会深入调查，仔细核查了数万页机密文件，其中就包括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份电报。他们详细记录了各份文件的内容，进而形成了一份长达千页的报告。这份报告的结论是：联邦政府的确实施了很多不正义的实验——即便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这些实验仍是绝对有违道德和法律的——并且在某些案例中造成了显而易见的伤害，然而，政府却没有公开这方面的任何消息。

以铀为主要材料的“小男孩”原子弹在运往日本之前并没有接受任何测试?部分原因是，当时曼哈顿计划掌握的铀只够建造一颗这样的原子弹。然而，以钚为主要材料的原子弹在设计上要复杂得多，因此，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学家决定在位于新墨西哥州沙漠的“三位一体”核试验基地内的一座100英尺高塔上试爆一个小型钚炸弹装置，也就是图中展示的这个昵称为“小玩意”的炸弹。1945年7月16日，“小玩意”试爆成功，威力超过预期。试验开始之前，洛斯阿拉莫斯的医生对爆炸冲击波产生的辐射很是担心，并且制定了在测试前疏散附近地区居民的计划。然而，格罗夫斯否决了这些计划，他担心这会泄漏曼哈顿计划的秘密。此外，他也不允许医生告知居民，后者所在的辐射环境已经达到了危险水平?防范可能出现的法律风险才是格罗夫斯心中的头等大事

现在，小詹姆斯 · 诺兰（James L. Nolan Jr）撰写了《原子医生：核时代拂晓时分的良知与同谋》（Atomic Doctors:Conscienceand Complicityatthe Dawnofthe Nuclear Age）这部作品，令人钦佩地讲述了医生在曼哈顿计划中扮演的关键角色，以及这项计划带来的诸多后果。诺兰引用了大量人类辐射实验咨询委员会在20世纪90年代获取的旧文档。此外，他还获取了一些我们当时没有找到的资料：他的祖父詹姆斯 · 诺兰（James F. Nolan）留下的笔记。詹姆斯 · 诺兰和亨佩尔曼一样，都是负责洛斯阿拉莫斯上万居民医疗防护事宜的几位医生之一，而洛斯阿拉莫斯这座城市正是为了建造原子弹才问世的。实际上，亨佩尔曼和诺兰的任务远不止提供日常医疗防护。时任曼哈顿计划科研负责人的罗伯特 · 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还要求他们检测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工作人员的辐射暴露情况，因为奥本海默清楚，长期暴露在电离辐射之中会对人体造成伤害。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比如玛丽 · 居里（Marie Curie）、因在工作中接触X射线而患上白血病的医护人员、需要将含有少量镭的涂料抹在手表表面以使其光彩照人的工厂女工。亨佩尔曼和他在芝加哥大学冶金实验室的数名同事以手表工厂最后实施的安全措施为模板，制定了洛斯阿拉莫斯的工作安全条例。然而，洛斯阿拉莫斯的情况和那些制表工厂大为不同，关键之处在于，前者使用的材料是钚（相比镭，当时人们对钚对人体的影响还知之甚少），而且实验室里的各项操作也都比简单的手表上漆复杂得多。因此，洛斯阿拉莫斯的工作展开之后，工作人员和健康保障小组成员两方面都提出需要制定更加严格的防护措施。即便是在那个诉讼案件比现在少得多的年代，医生们都很在意自己潜在的法律责任。

《原子医生》并不只是一本家庭回忆录。诺兰巧妙地将当时的时间、地点和环境给医疗道德施加的压力同祖父的故事巧妙地编织到了一起。身为社会学家的诺兰，敏锐地注意到了当时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的三类人群各自的特质。第一类是由冷酷、自负、机警的莱斯利 · 格罗夫斯（Leslie Groves）将军领导的军方工作人员，他们一心要赶在纳粹德国、日本帝国和苏联之前研制出核武器。第二类是由睿智、理性但有时多少有点天真的奥本海默领衔的科学家团队，他们更关注自己的理论是否能在这个震古烁今的工程学项目中得到证实。第三类则是由亨佩尔曼领导的医生团队，他们在医疗防护和推进核武器研发进程的矛盾中左右为难。最终，医生们在巨大的工程压力面前屈服了，对工作人员健康的担忧让位给了工程本身的进度、安全性和保密性。

诺兰的祖父詹姆斯 · 诺兰在笔记中介绍了自己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结束后的一系列事件中扮演的角色。诺兰在书中很好地使用了这些材料，并且对祖父同样进行了道德清算。首先，他们开展了一项庞大的工程：将一个盛放铀-235的巨型铅罐从洛斯阿拉莫斯先后运送到了阿尔伯克基、旧金山和提尼安岛。诺兰的祖父和一名同事假扮成炮兵军官，护送铀-235，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安全。（实际上，诺兰的祖父对炮兵方面的专业知识一无所知，但在一个多少有些滑稽的场合中，他竟然试图说服一些军官，希望让他们相信自己是个炮兵方面的专家。）他们护送的货物其实是“小男孩”原子弹核心爆炸物的一部分，整枚炸弹在提尼安岛装上“艾诺拉 · 盖”号轰炸机，之后在广岛投放。这还不是诺兰祖父原子弹之旅的终点。在原子弹投放广岛之后的几周里，也就是在美国占领日本初期，美国方面组建了几个负责调查原子弹对当地居民辐射影响的小组——这种影响是使用钚的原子弹实验未必能显现的——而诺兰的祖父就是其中一个小组的成员。包括物理学家菲利普 · 莫里森（Philip Morrison）在内的曼哈顿计划科学团队则与另外两个调查小组合并，成立了“日本原子弹爆炸影响联合调查委员会”。实际上，曼哈顿计划成员只在调查行动中待了5周，当时就此事采访过莫里森的记者丹尼尔 · 朗（Daniel Lang）称其为“旅游度假、科学探索和公共关系工作这三者的一种不同寻常的结合”。为了避免投放原子弹的行为遭到国内外的批评，格罗夫斯等人向调查小组成员施压，要求他们尽可能弱化原子弹对幸存者造成的医学影响。亨佩尔曼并没有前往日本参与调查，但在格罗夫斯和奥本海默将记者带到位于新墨西哥州的“三位一体”实验基地（第一次核试爆的实验场地）并谎称这片区域的残余辐射低于危险水平后，亨佩尔曼也卷入了这场公共关系风波中。至少有部分物理学家仍旧担心残余辐射的危险，其中包括奥本海默、利奥 · 西拉德和阿尔伯特 · 爱因斯坦。

1946年7月1日，在“十字路口行动”的第一阶段（美国军方在这一阶段错误地把研究重点放在了调查核攻击对海军舰艇的影响之上），实验人员在马绍尔群岛比基尼环礁海岸上空释放了一枚钚炸弹。结果，5艘船被击沉，6艘失去行动能力，另有23艘失火。照片中展示的是，以安全官员身份参与行动的詹姆斯·诺兰，在爆炸实验的后一天于“纽约号”两栖运输舰上测量辐射水平。当月晚些时候，又有一枚炸弹在同一片区域的水下90英尺深处引爆，船上测得的辐射浓度达到了十分危险的水平。海军方面采取措施，试图净化这片区域，但收效甚微。然而，无论是船长还是船员都没有重视安全小组的警告：军方根本不相信医生们的判断

詹姆斯 · 诺兰原子弹之旅的最后一站是马绍尔群岛。1946年，他前往比基尼环礁，那里正在开展代号为“十字路口行动”的核试验。这项实验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解决原子弹时代是否仍需海军和陆军这个问题。最早提出这两个军种不再是必需品概念的，是当时野心勃勃的柯蒂斯 · 勒梅（Curtis Le May）将军领导的新兴空军。在陆军和海军不计后果的跨部门竞争中，核爆炸成了检验原子弹对海军舰艇影响的手段。爆炸实验开始前，军方派人劝说比基尼环礁地区的居民离开这块区域，但居民们原本认为，搬迁只是暂时的，之后仍能重回家园。根本没人告诉他们，这片环礁在核爆炸实验后将变得不适宜居住。此外，居民们也从未收到任何补助。《原子医生》一书向我们揭示了比基尼环礁居民以及其他马绍尔群岛居民遭到残酷剥削的事实。

这一次，詹姆斯 · 诺兰以辐射安全官员的身份加入了一个旨在评估目标海军舰艇遭到原子弹轰炸后会给登船的己方士兵带来何种危险的调查团队。爆炸实验之后，他发现辐射水平很高，但这个发现被淡化处理了。接着，关注健康问题的物理学家和军方领导人之间就应该标明的最大辐射容忍度问题拉锯了几十年。虽然医学上可接受的辐射暴露水平不断大幅下降，但暴露在核辐射环境中的危险几乎永远被低估。于是，要求医生记录辐射水平的主要目的之一似乎就是希望能留下一些书面记录，将来好摆脱政府可能提出的各类法律要求。1948年，“十字路口行动”结束后，有关方面又展开了“砂岩行动”，又在马绍尔群岛上投放了3枚原子弹。截至1958年，美国已经在这块区域投放了共计62枚原子弹。

“砂岩行动”结束后，詹姆斯 · 诺兰重新干起了老本行——妇产科医生——这让他很是高兴。与此同时，他还特别关注将核医疗手段应用于癌症治疗方面的事宜。然而，他之前看到的、做过的一切，尤其是在战后日本那个梦魇之地上发生的一切，都始终萦绕在他的脑海中。在1971年的一场讲座中，詹姆斯 · 诺兰先是强调，自己虽然当时频繁暴露于辐射环境中，但并没有遭遇严重的医疗问题。之后，他又明确表示，为了照顾病患，医生必须承担一定的辐射暴露风险。对于当时甚嚣尘上的所谓“知情同意”呼声，詹姆斯 · 诺兰则不屑一顾。这番评论无疑让人不寒而栗，因为它们很容易让听众联想到，其他坚持抵制医疗道德改革的医学实验者很可能也对明显有害的实验采取了粉饰的态度和措施。

那么，从道德的角度上说，我们应该怎么评价詹姆斯 · 诺兰的原子医生生涯呢？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始终在“追溯性道德评判”的泥沼中挣扎——所谓“追溯性道德评判”，就是说以现在的道德眼光批判此前某个历史时期的所谓“错误”。毫无疑问，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全美国乃至全人类来说，都是一段事关生死存亡的时期。如果纳粹在原子弹的研制竞争中夺得胜利，那无疑将是整个人类文明的灾难。然而，即便是在纳粹的危险解除之后，曼哈顿计划的大多数领导者仍旧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坚持原来的计划和实验方式。詹姆斯 · 诺兰等人亲眼看见了广岛和长崎被投放原子弹数周之后的惨状，这项杀戮技术的巨大破坏力炙烤着他们的灵魂。詹姆斯 · 诺兰深陷于特殊历史时期的巨大漩涡之中，他的本意只是响应国家号召，却最终卷入了一个普通人极少能够触碰的艰难境地。那么，他究竟算是一个正面人物吗？毕竟，他至少为日本原子弹受害者提供了一些医疗帮助。又或者，他当时是个在事业上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富有冒险精神的他，看到了从事原子工作带来的巨大机遇，因而放下了道德方面的考量？我们知道，詹姆斯 · 诺兰在离开军方之后颇感宽慰，因为这样他就能在医疗实践中利用辐射技术造福病患了，但是，除此之外，读者对他内心的道德之旅仍旧不甚了解——在他的孙子看来，他似乎是选择了另一种解决道德问题的方法。

在本书接近结尾的部分，诺兰借助法国社会学家雅克 · 埃吕尔（Jacques Ellul）的技术哲学手段（这种框架将“技巧”的现代概念看作效率驱动的一种追求）检视了祖父在曼哈顿计划中扮演的角色。自原子时代的第一缕曙光初现以来，对技术的追求一直不乏乐观的支持者——其中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雷 · 库兹韦尔（Raymond Kurzweil）。然而，像奥本海默这样的悲观主义者则认为，技术不仅是不可抗拒的发展趋势，更是最终具备毁灭力量的武器。埃吕尔曾描述核技术为一种好处与坏处（尤其是必须储存大量核废料带来的困难）无法分割的“整体”，几十年过去了，他的这个观点似乎越来越符合现实。诺兰将这种技术观延伸为所有技术（从原子弹到基因编辑）的内在破坏性——虽然像丹尼尔 · 卡拉汉（Daniel Callahan）这样的生物伦理学家也在技术必要性这个问题上发表过类似观点，但部分读者可能还是会觉得有些牵强。

《原子医生》这部作品到处充斥着能让读者感受到道德冲击的细节和描述。诺兰在书中介绍的莫里森和都筑正男（杰出的外科医生，但当时还只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生）1945年在日本的一番对话令我印象深刻。都筑正男给莫里森看了一篇自己在1926年发表的论文，主题是辐射对实验室动物的影响。“莫里森看过论文后，便把它还给了都筑正男，”诺兰写道，“后者拍了拍这位美国物理学家的膝盖说，‘啊，但是美国人——无比优秀的美国人——人体实验还是要留给你们做’。”

资料来源American Scientist

——————

本文作者乔纳森·莫雷诺（Jonathan D.Moreno）是戴维和林恩·希尔芬大学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综合知识教授，他教授的课程包括医学伦理学、卫生政策、历史学、科学社会学和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