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重振科学研究，日本近期将向几所大学投入数十亿美元，但怀疑者认为此举不过是杯水车薪。
日本震惊于其大学地位的不断下降，计划每年向少数几所学校投入高达23 亿美元（约155亿元人民币）的经费，以期提升其知名度。该计划于2022年5月18日获得日本立法机构的批准，但许多细节仍悬而未决，包括如何挑选要支持的大学。但这项研究了一年多的新举措，再次引发了学术界关于如何扭转日本状况不断下滑的争论。此前的几个计划产生了好坏参半的结果。
日本最高科学咨询机构——科学、技术和创新委员会（CSTI）的科技政策专家上山隆大（Takahiro Ueyama）表示，新计划“旨在为年轻有为的学者提供世界顶尖大学应该提供的科研环境，并显著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国内和国际人才的流动”。CSTI深度参与了新计划的制定。
但熊本大学的中国发育生物学家盛国军（Guojun Sheng）对此表示怀疑。他说：“我并不十分乐观地认为，这项计划会在很大程度上遏制日本科研活动或国际竞争力排名的下滑。”曾在中国、美国和英国学习和工作过的盛国军认为，新计划并没有解决日本研究机构存在的根本问题：女性和外国科学家太少、害怕改变以及缺乏对年轻科学家的支持。他指出，为了获得更好的结果，“日本必须改变其科研文化”。
多年来，人们对日本科学影响力的日渐衰落愈发感到担忧。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日本2020年的研发支出为1 67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和中国。但科睿唯安科学信息研究所（ISI）在2021年度二十国集团（G20）科研活动报告中总结道，日本的研究生产力“明显低于二十国集团的平均水平，并且被引影响力很低”。2021年8月，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NISTEP）的一项分析显示，1997—1999年，在被引用次数处于世界前10% 的研究论文中，日本的占比排在第4名，2007—2009年此项排名下降到第5，2017—2019年排名降至第10。日本排名下降，一部分原因是中国的惊人崛起，中国在20世纪90 年代甚至没有进入前10名，而现在已经跃居世界首位。但是，加拿大、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和印度也超过了日本。
然而，日本东北大学的科技政策专家原山优子（Yuko Harayama）表示，真正引起政界人士关注的是日本在大学排名中的低迷表现。例如，东京大学是《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THE）世界大学排名中唯一一所日本学校，它从2015年的第23名下降到今年的并列第35名。
现在，日本政府正在寻求一个代价高昂的解决方案：一个由高达10万亿日元（约5 010亿元）的捐赠基金资助的国际卓越大学项目。该项目基金每年提供23亿美元（约155亿元），供5~7所精英学校共享。从今年年底开始，各大学将通过提出机构改革计划和加强研究工作来争取加入该项目。资金可能会在2024年开始流动。（部分资金将用于支付博士生的生活和研究费用，不仅在选定的学校，而且在所有日本大学。）
该项目是日本政府为振兴本国科研工作所做的几次尝试中的最新一次。2007 年，日本文部科学省（MEXT）发起了世界一流国际研究中心计划 （WPI），旨在“吸引优秀科学家到日本”并推动其他改革。原山优子是CSTI 的先驱者，她说当年WPI的想法是“在大学内开辟一块试验田，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管理科研活动”。WPI 计划产生的14 个研究所招聘国际科学家的比例高于它们所附属的大学，并且其中有两个WPI研究所的所长不是日本人。但原山优子说，这些WPI研究所并没有如文部科学省当初所希望的那样，对所在大学产生变革性影响。
日本科学影响力下降
20世纪90 年代后期，被引用次数处于世界前10% 的研究论文，日本占比排名世界第4。到21世纪10 年代末，日本此项排名跌至第10位。美国的占比也下降了，而中国的科学影响力飙升（跨国团队的论文贡献已在不同国家之间进行分配）。
2015年，日本又成立了医学研发机构，启动生物医学研究，年度预算为9.8 亿美元。2019 年，日本启动“登月研发计划”（Moonsho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计划在5年内拨款7.8亿美元，支持“高风险、高影响的研发项目”，重点关注七大目标，包括“超早期疾病预测和干预”以及“可持续的全球粮食供应。”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日本干细胞科学家须田俊夫（Toshio Suda）认为，这些自上而下的项目规模庞大，议程杂乱无章，职责界限模糊，使绩效难以评估，而且还强调应用研究而不是基础研究。
与此同时，通过日本文部科学省竞争性审查的科学研究资助计划（须田俊夫说这对年轻科研人员尤其重要）的资金一直停滞不前，在过去十年中每年徘徊在20亿美元以下。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理论物理学家村山齐（Hitoshi Murayama）指出，更糟糕的是，日本大学采用固定拨款，“不再向年轻科学家提供永久职位”。村山齐是受到WPI计划支持的研究所之一、东京大学卡弗里宇宙物理与数学研究所的创始所长，他补充说，那些幸运地找到职位的年轻科学家很少能获得启动资金，只能“在资源方面任由资深教授摆布，年轻科学家缺乏独立的资金支持，使得他们很难真正开始自己的研究”。
如此黯淡的职业前景正迫使人们远离日本学术界。根据文部科学省的数据，获得硕士学位后立即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人数在20年内下降了25%。一些获得博士学位的日本人正在国外寻找就业机会。例如，发育生物学家太田钦也（Kinya Ota）在日本理化学研究所（RIKEN）的一个附属实验室的定期聘用即将到期时，在台湾中研院找到了一个职位。在台湾，太田钦也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支持，能建立他自己的实验室，他说：“最重要的是，我可以决定自己的研究方向。”十年之后，他获得了一个固定职位并领导着一个小团队。引人注目的是，太田钦说他收到日本年轻科学家关于海外工作的询问越来越多。
盛国军认为，日本不应建立自上而下的大型科研项目，而应鼓励各个大学和科研机构采取自下而上的研究项目，从而更好地利用资源。他还指出，实验室、国籍和性别更加多元化将有助于产生新的研究想法。日本科研人员中女性仅占17%，远远低于经合组织40%的平均水平。
文部科学省人力资源政策主管齐藤卓也（Takuya Saito）表示，事实上，文部科学省正在研究扩大对地方大学的支持、为研究生提供更充裕的津贴以及为女性就业提供更多机会。日本政府知道新计划不会解决日本科研存在的所有问题，齐藤卓说：“政府只有认识到仅仅靠支持几所大学是不够的，日本整体的科研能力才有可能提高。”
资料来源Sci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