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宣布了对于多布斯诉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案的决定，这是一次令人震惊的推翻先例，使得政府重新插手美国人民的私人生活和医疗。然而，这并不在意料之外。在最高法院做出决定前的漫长而痛苦的时期里，许多州已经严格限制生殖健康服务的获取。这些限制背后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人工流产是一种危险的医学程序，需要更严厉管控，以便保护寻求堕胎女性的健康。事实并不符合这套虚假的论述。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国家卫生统计中心获得的最新数据表明，合法人工流产引起的孕妇死亡率为每10万次人工流产中死亡0.41人，作为对照，总体的孕妇死亡率为每10万次生产中死亡23.8人。

全球各地的实际经验已经证明，限制合法流产服务的获取不会大幅降低堕胎数量，而是会大幅降低安全堕胎的数量，导致孕妇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上升。美国各州有数百万人口缺乏针对流产的保护措施，这些人很可能会遭到拒绝，无法获得药物流产服务。许多美国人在2022年也许还难以充分领会到，如今罗诉韦德案的裁决已经被击倒，今后就算他们能获取人工流产服务，他们最为私密的决定也会变得极其复杂、压力重重和费用昂贵。近期的一篇《纽约时报》文章叙述了时下六七十岁女性的经历。这些妇女在罗诉韦德案的裁决出台前寻求堕胎。她们描述了当时羞辱女性的环境，在背街小巷里进行的不安全的流产操作，以及她们忍受的深深的羞耻和污名。非法人工流产的常见并发症包括需要外科手术修补的生殖道损伤，引起感染，进而造成不孕症、全身感染、器官衰竭和死亡。

失去了联邦层面的保护，近期多个州推出的剥夺或消除堕胎权的法律将会否认美国人民的生殖自主权，创造出一个奥威尔式的敌托邦。具体的例子就如俄克拉何马州2022年5月25日颁布的法律宣称生命从受精时开始，而得克萨斯州于2021年9月1日生效的法案授权第三方针对实施、协助或唆使堕胎的人士提起民事诉讼并取得赔偿金。这些起诉中的被告方将自行承担法律费用，同时原告得到保障，不会因为采取毫无根据的行动而遭到反诉。性交后避孕措施的使用（无论是荷尔蒙避孕法还是置入子宫内避孕器）可以视同于堕胎，予以起诉。一些司法管辖区域（譬如密西西比州）早已在考虑采取这样的行动。一次性交行为若是未能根据月经周期定好日期，就有3%的受孕概率。在受孕之后，大约要度过14天后，女性血液中的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才会达到可检测的水平。大约有30%的确认怀孕以流产告终。在一些司法管辖区域，民众可能因为使用性交后避孕措施来中止怀孕而遭到起诉，尽管他们的行为有98%的概率并未引起流产。

在罗诉韦德案的裁决被推翻后的美国，新的法律宣称生命从受孕那一刻开始，就可能产生额外的结果。罗诉韦德案之前，不存在体外人工授精（IVF）。自从IVF在1978年出现后，IVF的使用一直在增长，如今全美国出生的婴儿中，有2%来自辅助生殖技术，最为常见的就是IVF。通常的IVF操作中，每一轮排出多个卵母细胞，多次进行授精，产生多个胚胎。现代IVF实践在可行的情况下偏向于单胚胎移植，以便降低多胞胎妊娠和与之相伴随的并发症风险，因此未被用到的胚胎一般都冷冻起来保存，用于未来的潜在移植。全美范围内的IVF实验室里低温保存着数万个人类胚胎。尽管存在着“收养”项目，允许人们将未被使用的胚胎捐献给其他想要移植胚胎的人，但还是有许多人对于这个选择感到不舒服，所以未被使用的胚胎常常被直接摧毁。假如州长的大笔一挥，这些胚胎被宣布为人类生命，那么摧毁胚胎也许就违法了。那些被遗弃的胚胎、“遗弃”胚胎的人，会有怎样的命运？

将近50年以来，美国人一直生活在罗诉韦德案判决的保护下，可以自由决定自身的生殖命运。现今世界里，有几十个其他国家在将公民生殖决策权的保护措施编成法典，美国却逆道而行，从公民手上夺走这些权利。正如其他人早已指出的，美国社会中最有特权的成员总是能绕过限制性法律，在那些允许堕胎的司法管辖区里找到人工流产服务。当前提议的修法将给低收入群体和有色人种带来最沉重的负担，对于他们最不公平，正是这些人最无力克服人生道路中的障碍。这些改变会加重美国人民在财富和健康方面早已巨大的差异。

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判决，废止长期存在的法律保护，对美国家庭有百害而无一益。考虑到这些可预知的后果，《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各位编辑在此强烈谴责美国最高法院的决定。

资料来源 NEJ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