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久恒

康奈尔大学科学技术研究系博士候选人

2022年7月22日，《科学》杂志刊登了一篇震惊神经科学领域的调查报道，文章指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神经科学家莱斯内的多篇学术论文涉嫌造假，其中包括阿尔茨海默病领域奠基性的研究。于是，关于科研诚信与伦理的问题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事实上，科研造假在科学史上并非罕见。从20世纪初法国物理学家布朗洛发现所谓的“N射线”，到21世纪初轰动科学界的韩国生物学家黄禹锡克隆人类胚胎干细胞造假风波，再到日本细胞生物学家小保方晴子无法复现制造多能干细胞的科学丑闻，科研诚信的争议从未消失于科学共同体之中。

然而，正如硬币的一体两面，尽管有越来越多的质疑科研诚信的声音，现代科学仍然毫无疑问地对社会的整体进步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科学家的知识与见解也愈加广泛地被纳入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成为重大社会议题决策的关键参与者。

一方面，我们从未如此需要专家与科学家的知识贡献：在诸如新冠疫情、全球变暖、福岛核泄漏事故等科学、社会与政治相交织的议题中，我们无比渴望一个客观中立且可靠的决策依据。另一方面，我们也从未如此担忧科学是否仍然值得公众信任：科研造假正在严重腐蚀公众对于科学家的信心，民粹主义的盛行也逐步瓦解了科学家参与决策的正当性。

在这样一个纷繁复杂且矛盾交织的时代，我们应当如何看待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以及科学家在公众议题决策中扮演的角色？

在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以及科学技术学领域，对于这一问题的关切和研究有着漫长的历史。科学曾经被赋予独特的认识论地位：遵循现代西方科学规范生产出的科学知识是客观和理性的。遵循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家使用逻辑与理性为科学知识辩护，试图总结出科学知识生产的经典模式。以罗伯特 · 默顿为代表的传统科学社会学家总结出了科学活动和科学家的四种“精神气质”或者说“规范”，借此证明科学知识免受社会因素之影响，遗世而独立。

然而随着20世纪后半叶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思潮的兴起，对于科学独特认识论地位的质疑愈发强烈。科学知识社会学应运而生：它不再视科学为一种特例，反而强调科学知识同样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与宗教、政治、艺术等人类社会中的信念系统一样，科学同样具备社会和文化的维度。哈里 · 柯林斯正是科学知识社会学领域的代表人物，他关于实验可重复性和默会知识的研究深刻撼动了现代西方实验科学营造的完美形象。柯林斯关于引力波探测的一系列案例研究更是成了科学知识社会学中实验室研究的典范，前沿科学知识生产的黑箱被柯林斯逐步打开。

但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同样带来了新的难题：当科学的权威被相对主义的分析进路瓦解，正如柯林斯在访谈中所言“科学的高山已被夷为平地”，我们应当在重大社会议题中信任谁的判断？柯林斯强调的“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过度解读”会带来一种直接的危险，即民粹主义和反科学主义的盛行。为了应对这样的挑战，柯林斯在他的后期研究中转向一种更加温和的思路，重新认可科学家的知识与专长，并对这些专长进行了系统的分类和探究。

在科学技术学研究领域，柯林斯的专长研究引发了很多思考、讨论和争议。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柯林斯关注的是一个现今亟待解决的问题：盲目地崇拜科学是一种错误，将科学家的话语权全部粉碎则是另一种错误，如何寻求一种理解和看待科学的方式来避免滑入这两种极端的错误，是当代社会面临的巨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