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他主义冲动》，斯蒂芬妮·普雷斯顿著，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22年出版
心理学家斯蒂芬妮 · 普雷斯顿（Stephanie Preston）在她的新书《利他主义冲动》（The Altruistic Urge）的序言中指出，利他主义有很多种类，根据生物学、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证据对这些种类进行分类将对人们有所助益。（这些证据涉及行为的面貌或运作方式、演化方式以及它在大脑和身体中的调节方式。）在书中，她列举了这类证据，以说明她眼中最基本的一类利他主义：帮助需要紧急援助的弱势群体的冲动。她说，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在极为特定的情况下会本能地感受到这种在演化史上古老的利他主义冲动，因为它在生物学上根植于对婴儿的照料。
1969年，生理心理学家威廉 · 威尔逊克罗夫特（William Wilsoncroft）在刚生产完的母鼠和新生幼鼠身上进行了一项复杂的实验，这一实验被普雷斯顿用作她新书的核心内容。母鼠被放在一个斯金纳箱中，每次按压杠杆都会有一粒鼠粮从斜槽滑下来。在按压杠杆数次后，从斜槽里掉出来的会是一只幼鼠而非鼠粮。母鼠会攫住幼鼠的后颈拎起它，把它放到边上的窝里，然后坚持不懈地按压杠杆数小时，每次放出一只幼鼠从斜槽滑下，就拎起它放进鼠窝里。显然，老鼠认为这项任务很值得做，不仅在放出它们自己的后代时如此，就连放出的是其他母鼠产下的幼崽时也一样。只要实验者不断往斜槽里送幼鼠，母鼠就会一直坚持下去，在实验者厌倦了这一任务的时候，母鼠还未表现出任何厌烦的迹象。在后续的改进实验中，研究人员先让未交配的母鼠和公鼠与幼鼠相处混熟，随后这些成年鼠也展现出了类似的救幼鼠行为。救幼鼠和照料幼鼠的活动正是普雷斯顿为哺乳动物（包括人类）的利他主义冲动所找到的原型。
对于刚生产完的母鼠而言，这种行为的演化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作为亲属选择的结果，通过保护自己的后代，它就能保存下导致这种行为的多种基因。普雷斯顿认为，还没有生育的老鼠和鼠窝中提供帮护的公鼠也会获得这种优势。因此，她坚称，利他主义的冲动是老鼠和其他哺乳动物固有的本能。她认为哺乳动物的这种本能是同源的（即源于共同的祖先）。对此，她给出了数个理由。这种本能的形成基于不同物种间的形态相似性，包括可比较的感知特征（如脆弱性）。人类的大脑与其他动物的大脑相似。在老鼠、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照料幼崽的过程中，它们大脑共有的区域（如杏仁核、伏隔核、前扣带皮层和前额叶皮质）都被激活了。另外，不同物种的亲社会行为过程中都涉及了相同的神经激素（如催产素）。
普雷斯顿用1996年《芝加哥论坛报》报道过的一个故事为这种利他主义反应的普遍性提供了戏剧性的证据：故事讲述一个三岁男孩掉进了布鲁克菲尔德动物园的大猩猩围栏里之后，一头大猩猩母亲把失去意识的男孩抱起来，以保护他不受围栏里另一头大猩猩的伤害。这无助、年轻的哺乳动物（男孩）与这头大猩猩自己的幼崽没有太大区别，因此他带来的刺激促使大猩猩做出了利他主义的行动。普雷斯顿提供的证据中，没有任何一条足以证明这种利他主义反应具有同源基础，但它们累积起来便显得十分有力。
当我们看到有人需要帮助，看到他们痛苦、脆弱或像个孩子一样，我们不会权衡利弊，而是会本能地做出反应。
当行为的环境条件相似时——例如，当我们听到婴儿痛苦地哭泣，或是看到俄乌冲突期间幼童身处恐惧与苦痛之中的照片时——即使相距甚远，我们也会产生帮助他人、提供安慰的冲动。普雷斯顿认为以下迹象会触发我们的冲动：易受伤害、急需援助、表现出痛苦，以及形似孩童（幼态延续）。当受害者身上出现了这些视觉线索时，我们简单、迅速地预估自己的成功概率后，就会本能地做出反应，而不会权衡这种反应是否有益。因此，当我们看到一位身材矮小的老太太扛着一大堆包裹艰难地穿过一扇门时，我们会立即倾向于拉住门，但在看到一位身材魁梧的年轻人扛着一大堆包裹时，我们不会产生这种冲动，或者说，至少不会产生同等程度的冲动。
普雷斯顿非常善于为她的主张提供临床和实验证据。例如，她引用了歌剧演唱家和人类学家威廉 · 比曼（William Beeman）的话：比曼指出，我们的听觉系统高度适应婴儿哭声的频率（3 000～4 000赫兹），而婴儿的哭声也与歌手声音中最富情感的频率范围相对应。此外，普雷斯顿预见到了她的理论可能遭到的各种反对意见——例如，旁观者冷漠。她指出，本能冲动并不妨碍对成功概率的快速评估：对于一个不会游泳的人来说，跳进汹涌的河里去救一个溺水的人没有什么好处。在这种情况下，利他主义冲动会被抑制，或是会激发其他的努力方式来拯救受害者。
普雷斯顿认识到，存在着不同类型的利他主义反应——有些更为被动，另一些则更为主动。较为被动的利他主义行为包括灵长类动物学家弗兰斯 · 德 · 瓦尔（Frans de Waal）所描述的安慰行为：一只黑猩猩会拥抱另一只在与更强势的黑猩猩的斗争中失败的同类。尽管普雷斯顿没有提到这一点，但是安慰行为可能淡化为更具情欲性的反应。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流行歌曲暗示了婴儿和爱人之间的联系（“每个人都爱婴孩/我正是因此爱上你/漂亮的婴孩，漂亮的宝贝”）。
利他主义一直是进化论里的一个问题，因为利他主义行为有利于接受者却有损于施事者，哪怕施事者付出的只是最小限度的能量。利他主义行为似乎与这样一种假设相悖：在自然选择下，所有的进化行为都必须直接或间接地对施事者有利。为了克服这个难题，普雷斯顿尝试提出，利他行为最初出现在哺乳动物幼崽救取和照料的亲属选择中（因此对施事者有利），而它的演化发展则是源于一种错误，也就是说，“婴儿身处困境”这一迹象在其他情形中被误认了——比如说，在一个扛着大堆包裹艰难行进的成年人身上。然而，在数千年的演化后，人们会期望自然选择能够消除这些错误，而不是将它们作为利他主义的基础。普雷斯顿意识到了这种反对意见，为了消解其效力，她指出这种反应是“固有的”，因此不能被改变。她还提出“后代照料机制可能已经经历了改进，以避免不利的反应”。但是这种回应并未能解决反对意见，而只是回避了它。
查尔斯 · 达尔文用了一个不同的方式来解决利他主义的问题。在《人类的由来》中，达尔文提出人类的区别性特征是道德活动而非理性，并认为这种行为根植于社会本能，也就是那些促进利他主义行为和合作行为的本能。随着智力、记忆力和语言能力的提高，这些社会本能变成了道德冲动。但是，利他主义行为和合作行为这些很少有益于个体或其后代的行为来源是什么呢？达尔文明白，用自然选择来解释个体行为是说不通的。相反，他提出，那些碰巧拥有更多倾向于合作和自我牺牲的个体的早期原始人类部落将比少有这类个体的其他部落具有更多优势，这是适用于整个群体的自然选择。随着这个过程不断延续，合作和利他行为将会随智力和语言能力一同增加，道德行为也将因此成为文明进步的特征。
对于达尔文等群体选择模型的支持者，普雷斯顿提出了一个很有道理的问题：是什么在最开始把不同的个体联合成了一个群体？她认为，很可能是社会本能的救取 - 照料模式将个人塑造成了一个社会群体。她提出，源于互利主义观念产生的态度为这种模式提供了支持。达尔文留意到亲子照料是社会本能的起源之一，但他鄙视互利主义，因为它的动机最终是自私的。根据他的群体选择理论，内在驱动的合作行为和利他主义行为对于个体而言是无私的，从而为真正的道德行为提供了基础——一个不需要将人类道德互动的核心解释为经年错误的基础。
普雷斯顿所提出的这个有关人类利他行为的理论有趣且证据充分，而达尔文关于道德能力的论述则也许能进一步加强它的说服力。
资料来源American Scient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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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罗伯特·理查兹（Robert Richards）是芝加哥大学科学史和医学史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