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久恒

康奈尔大学科学技术研究系博士候选人

自现代科学诞生以来，科学史上无数的案例已经深刻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深深地嵌入其所处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中。政治对科学的影响尤甚，第二次世界大战直接催生了将原子能武器化的曼哈顿工程；冷战背景下的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持续不断的研究经费则孕育出人工智能领域的雏形；更不必说同时期的苏联以意识形态为先，推崇李森科主义的获得性遗传学，使得苏联生物遗传学走了几十年的弯路，沦为科学史上政治干预科学的反面教材。

来自凯斯西储大学的伦纳德·林恩教授和罗格斯大学的哈尔·萨尔兹曼教授在专稿中深切反思了技术民族主义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主张一种全球性的科学技术分享与合作。文中提及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是一个成功的跨国界科技创新机构。在经受了几十年的考验后，CERN仍然稳定而高效地在技术创新上源源不断地输出成果。以此为基础，两位作者提出了一种全球科技创新合作的新模式，试图超越国界与意识形态来解决世界所面临的科技决策中的挑战。

尽管CERN的成功为全球性的科技合作带来了一丝曙光，我们仍当清楚地意识到CERN案例的特殊性。在世界范围内复制CERN的成功仍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困难，下面简要讨论其二。

首先，CERN的稳定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二战后欧洲的稳定格局。自1954年成立后，CERN内部成员国基本处于稳定而统一的意识形态阵营中，亦未曾面临激烈的地缘政治冲突。在二战后欧洲重建的大目标下，CERN成员国共享着相同的科技蓝图，自然更容易进入融洽的科技合作与分享。欧盟的建立更使CERN成员国之间的合作愈加紧密。但这幅美好的图景未必会永远持续下去，更难在其他国家间复制。俄罗斯曾在CERN连续30年作为观察员参与会议，但在2022年俄乌冲突后退出。潜在的意识形态冲突与地缘政治摩擦始终是国际间大范围科技合作的阻碍。

其次，国际间大规模科技合作组织所面临的治理挑战是前所未有的。科技创新合作并非简单地把研究经费放在一起，最后共享合作成果。康奈尔大学的史蒂芬?·希尔加德纳教授撰写的《重组生命》（ReorderingLife，尚无中译本）一书讲述了人类基因组计划如何管理与控制其所产出的科学成果。人类基因组计划被称为生命科学领域的“登月计划”，多国科学家在15年间共同参与，预算高达30亿美元。这样大规模的全球合作带来了诸多争议，例如：如何制订合理的制度来规范基因组计划成果的使用？谁又拥有基因组计划数据的所有权？基因数据的流通和控制应该由谁来决定？凡此种种，对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管理者来说是巨大的治理挑战。任何大规模的跨国界科技合作都会面临类似的问题，虽然有奥斯特罗姆管理原则和CERN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成功案例，未来的全球科技创新公共组织是否能够实现高效管理，仍未可知。

尽管上述两点皆是对全球科技合作的悲观预期，我仍期待着林恩教授与萨尔兹曼教授所倡议的全球科技创新合作的到来。正如著名科学技术学（STS）学者哈里?·柯林斯教授所言，科学是一种道德选择（moralchoice），它对真理的追求能够超越一切偏见与愚昧。在全球民粹主义与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的时代，我们前所未有地需要科学界作为先锋去打破成见与壁垒，带领世界走向全球化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