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致幻剂和意识研究中心的创始主任，罗兰·格里菲斯（RolandGriffiths）博士在探索致幻剂如何帮助治疗抑郁症、成瘾以及致命癌症患者的心理困扰方面作出了开创性贡献。他也研究了致幻剂如何能够产生转折性的、持久的联结感和团结感。人们当然可以用各种医学和科学术语来对他的成就进行归类，但我只想这样说：在学习如何更好地生活这件事上，格里菲斯拓宽了我们的知识边界。

而今，他正在学习死亡。现年76岁的格里菲斯被诊断出患有四期转移性结肠癌。这个诊断结果意味着生命将尽，但它却让他对存在和他所谓的“意识之伟大奥秘”产生了超越性的积极感受。“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生命终会走到尽头。”格里菲斯说自确诊以来，他就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设立了一个捐赠基金，用于研究致幻剂及其增进人类幸福的潜力。“所以我觉得，从原则上讲，我们不应当需要这种四期癌症诊断来让自己意识到这一点。我很高兴能与人交流，告诉人们，‘来吧，快点，醒醒吧！’”

我们可以先谈谈你现在的预后情况吗？

（笑）预后说，我有50%的概率可以活到万圣节。

你对此有什么感受？

尽管如此，生活还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美好、更精彩。当我第一次得到这个诊断时，我真的完全没有想到，因为我经常锻炼、注意饮食、睡眠质量也很好。有那么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会醒过来说：“老天，那真是——用致幻剂的语言来说——倒大霉的噩梦。”但不久之后，我开始思考像我这样的患者会自然而然地经历的心理状态：抑郁、焦虑、否认、愤怒，或是投身某种指向宗教的信仰体系，但作为一名科学家，这样做是不合适的。我将这些心理一一考察过来，心想，如果我长期处于这些反应之中，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很快，我得出结论：那不是明智的生活方式。我长期做冥想练习，它关注的是心灵的本质、意识的本质，你会逐渐明白思想和情感都是转瞬即逝的。它们是你不需要认同的心灵的表象。这种练习——以及一些致幻剂的使用体验——非常有用，因为我认识到，接受这一诊断的最佳方式是对我们人生之珍贵表示感激。拼命寻求治愈是没有用的。（笑）事实上，我们刚刚拿到了另一份血液检测结果，它会表明我的癌症是否正在恶化。我和我的妻子玛拉（Marla）对彼此说：“不管结果如何，它都是完美的。”事实上，结果显示这个血液标记物的指标出现了大幅度的跳升，这肯定不是什么值得庆祝的事情。但现实就是如此。它是真实的。还有什么比现实更有趣呢？

罗兰·格里菲斯在2015年的一次TEDMED会议上

你已经76岁了。你的一生相当充实。如果有个，比如说，40岁的癌症晚期患者，你认为对方能够如此深刻地体会到你（对癌症）的这种观点吗？

我一直生活在这样的幻想中：我觉得自己比实际年龄年轻大约30岁。在被诊断出癌症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健康得很。我没打算放下手头的任何工作。身为科学家，在思考致幻剂、我的基金主题以及为了人类繁荣应该进行哪些研究、回答哪些问题时，我就像是一个在糖果店里的孩子。我们还在继续扩建中心。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投入，感觉自己只有35岁。罹患癌症并不在我的计划之中。

你谈起癌症时，就好像它是一份礼物。这是否意味着你对眼下的这一切没有遗憾？

我的生活从未如此美好！如果说我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在确诊癌症之前，我没有像现在这样清醒通透。太不可思议了。如今我的生活里有很多积极的事情：我和我子女的关系、我和我孙辈的关系、我和我兄弟姐妹的关系，还有我和我妻子的关系。玛拉和我在一起生活了11年，我们一直觉得结婚并不重要。然后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我问玛拉：“现在，结婚在情感上对你来说重要吗？”她想了想。第二天，她说：“你知道吗，现在它变得重要了。”一下子，这件事对我来说也变得很重要了。就在不久前，在我的三个孩子和我们的两位最好的朋友的见证下，我们在自家的客厅里结婚了。那场面美好得不能再美好了。我有什么遗憾吗？没有，但我主要关心的是玛拉，我关心她会如何应对这一切。我们谈过这件事，我们说我的去世会像我的确诊一样，成为一个唤醒我们的机会。因为这些都是利用这样一类事件的机会：它们可能被贴上“痛苦”这个标签，可能带来痛苦的体验，但它们并非必然如此。

自从你被诊断出癌症后，你有服用过致幻剂吗？

是的。在得知诊断结果后，我并未立刻就对致幻剂产生兴趣。从许多方面而言，我感到自己正在经历的体验和服用致幻剂十分相像。两者都会让人产生这种“醒觉”，这种“活着”的感觉，我之所以犹豫要不要服用致幻剂，是因为我不确定它是否会破坏这种感觉。随后，我想到了一个问题：我是不是在通过不服用致幻剂来回避某件事情？我是不是在抵抗某种我否认的、黑暗的、恐怖的东西？我是不是在用“我做得很棒”这个故事来掩盖我其实怕得要命的事实？我想，好吧，这会是一次有趣的压力测试。所以我服用了一次致幻剂并在此期间明确地提出了几个问题。首先，我问自己：“是否有什么事是我没在好好应对的？”答曰：“不，你正在体验的快乐很棒。事情就应该是这样的。”随即，我直接问了一个关于癌症的问题。我不愿意谈论癌症，因为这会将它具体化为“他者”，而我不认为癌症是我可以与之对话的某种“他者”。但作为比喻而言，这会是一个探讨此问题的有趣方式。所以我问癌症：“你在这里做什么？你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吗？”我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于是我想把它人性化，我说：“我真的很尊重你。我把你当作一种恩赐。尽管发生了这么多事，我仍然心怀这种让人惊异的幸福感和感激之情，所以我想谢谢你。（癌症的）这个过程会要了我的命吗？”答曰：“是的，你会死，但是一切都会是绝对完美的。这其中存在超乎你理解的意义和目的，但是你现在应对它的方式就是完全正确的。”于是，我说：“好吧，存在的目的和意义。我不是不感激这个机会，但是你能不能多给我一点时间？”（笑）我没得到任何回答。不过没关系。

除此之外，研究和使用致幻剂还在哪些方面帮助你为死亡做好了准备呢？

我们的第一项治疗研究是针对癌症患者的。讽刺的是，这些癌症患者是因为收到了致命的诊断而感到抑郁和焦虑。这项研究得出的发现极为深刻：单次的赛洛西宾疗法即可大幅且持久地减轻抑郁和焦虑。自那以来，我对致幻剂有了一些有限的体验。但这对我的诊断有什么启示呢？如今，我们已经对数百名参与者实施了致幻剂疗法，在治疗开始前，我们教给他们的一件关键事情是，一旦服用致幻剂，他们就会经历内在体验的爆发。而我们要求他们的是，去与这些体验共存——保持兴趣和好奇心。你不必想清楚任何事情。你会有导师指引，我们将围绕你创建一个安全的环境。但是这里有个小麻烦：它们并不一定都是令人愉快的体验。人们可能会获得美好的体验，会感觉到自己对“我是谁”和“世界是什么”产生了美妙的理解，但也可能获得恐怖的体验。我们为这些体验所做的准备就是与它们共存，保持好奇，并认识到它们转瞬即逝的本质。如果你这样做，你就会发现它们是会改变的。我们使用的隐喻是这样的：想象你面对的是你能想象到的最恐怖的恶魔。它是由你为你自己创造，用来吓唬你自己的。我会说：“意识中没有什么可以伤害到你。因此，你要做的就是保持深切的好奇心，并且，如果力所能及，就去接近它。”如果你本能地倾向于逃跑，它就会在整个疗程中一直追着你。但是如果你能把它看作心灵的表象，那么你就会想：“哦，它很吓人，但没错，我要深入地探索它。”

格里菲斯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某间赛洛西宾治疗室内

啊，好的。你可以选择去探索这场体验，而不是去认同它。但是我得问你这样一个问题：你描述的这种方法与许多医生的典型思维模式相去甚远，他们是在“治愈、修复、预防”这样一个思维框架内工作的。那么，如果说，最终的目标是帮助更多原本健康的人安全地获得使用致幻剂的潜在益处（当然，它需要在安全的环境下由训练有素的专家监督使用），这难道不需要医疗从业者对何谓“帮助人们”进行彻底的重新思考吗？

是的，确实需要。激励我设立基金会的想法之一就是，它并不是针对患者群体的。它的目的并不是减少临床认可的痛苦。目前，这个领域正在涌入大量的资金，但是这些资金都将与患者有关（这意味着，资金将用于临床诊断出医疗疾病的患者，而不仅仅是那些想要更深入探索意识的人），这是一条通往医疗批准的道路。我确实担心我们会重复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错误，那时候，致幻剂的使用在整个文化内推广过度。这些药物非常强大，如果它们的力量指向与文化机构的目的不一致，可能会导致文化层面的反弹。在20世纪60年代，致幻剂成了反战运动和激进青年运动的一部分，这吓到了既有的政治结构和政治机构，于是，它们遭到了立法反对，相关资金也枯竭了，在学术研究中，它们被视为禁区。我们需要谨慎行事。不威胁到既有的文化机构将是一件非常关键的事。因此，我一直支持致幻剂医疗化，因为如果它医疗化了，我们就有了现成的监管机构来监管它。它需要经过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批准。他们将设立相关标准，通过明确谁有资格服用药物性质的致幻剂、谁有权开致幻剂处方，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应该进行致幻剂疗法，来最大限度地确保安全。所以我的态度很谨慎，但我也要永久设立这个基金。如果我们从长远来看，这可能对我们的种族生存至关重要。（格里菲斯认为，人类已经开发出并正在开发可能威胁到自身物种延续的技术。他还认为，致幻体验可以为道德和伦理原则的确立提供基础，减少人类将自己逼落悬崖的可能性。）因为在这些特定的条件下，这些体验的本质能够让人产生非凡的、万物之间的深刻联结感。从最深的层面来讲，如果我们认识到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那么我怀疑，我们就掌握了大多数宗教传统和宗教冲动的核心，那就是认识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非常有道理的。

我注意到，当你在讨论人类的意识和我们对生命之珍贵的认识时，你常常将这些事物称为令人敬畏的“谜团”。你能从这种表述中获得什么呢？因为就目前而言，意识可能是个谜团，但是我读过一些理论，它们对于像我这样的外行来讲很有说服力。它们说，思想来自情绪，而我们的情绪是身体维持内稳态的机制之一。或者说，就“生命是珍贵的”这种意识而言，我很容易想到，热爱生命的天性具有演化上的优势。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些存在状态理解为谜团。如果把它们视作可以解释的事物，是否会削弱它们的价值呢？

不，我可以轻松地接受用演化论来解释我们如何变成了如今的样子——除了内在性这个问题！为什么演化会把它宝贵的能量浪费在让我们拥有内在体验上呢？我不明白。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珍贵的谜团，而如果你想用宗教的术语来表达，那么这个谜团就是上帝。它是那个不可知者。它是深不可测的。我并不信奉那些在不同宗教传统中概念化的上帝，但我认为这个谜团是我无法否认的。

你在纠结什么？肯定有什么事情在困扰着你。

玛拉和我刚刚领养了一只狗，它给我们带来了无与伦比的乐趣。然后，我们收到了一些检测结果，显示它有可能出现肾衰竭。这比我自己的病情确诊还要难应对。我们俩可能都处于一段平行的、迈向生命终结的过程之中。这件事对我来说很艰难，对玛拉来说更是难上加难。我可以明确地说，这让我有了新的事情要处理，也就是接受现实，然后在庆祝生命的前提下感激、欣赏这一现实。从某些角度而言，如果我知道这只珍贵的狗狗也面临着生命将尽的病情，那么这里可能产生一种美妙的协同效应。我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总之，在你生命的尽头，你产生了这种生命真正意义的觉醒。对于其他仍在“睡梦”中的人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我希望每个人都能享受生命中每一个瞬间的喜悦和奇迹。当我们环顾四周，看到周围一切的绝妙奇观和美丽时，我们应该为自己置身此地而感到惊异。我想每个人其实都已经有这种体会了。它正变得越发透彻。我们每天都有理由庆祝我们还活着，庆祝我们又获得了一天的时间去探索我们的天赋：拥有意识、拥有觉知、拥有对觉知的觉知。这就是我一直在说的深奥谜团。它是值得庆祝的！

资料来源 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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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大卫·马切斯（David Marchese）是《纽约时报》特约撰稿人，为“对谈”专栏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