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的社会不会杀害承受痛苦之人，而是分担他们的苦难。
疼痛是好还是坏？这一问题的答案乍一看似乎很明显——疼痛是坏的，你这个白痴，还是你在课堂上睡着了？当然，事实是，当我上医学院时还没有这样的课程。据我所知，西方世界的任何一所医学院都没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讲座。在许多讲座中，我们会谈及为避免疼痛付出了多大程度的努力，但这仅仅是基于以下假设：疼痛是不好的，因此我们应该避免它。
你在医学院（或中学）可以得到的稍微复杂的答案是：疼痛具有明显的生物学保护功能，让我们知道应该把手从热炉子上移开，或者不要再吃那种颜色鲜艳的蘑菇。疼痛自有其功能：这类疼痛是有意义的，也许是为了让我们知道身体内部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或许是通过某种医疗技术。
胸痛可能表明你使用电脑时过度劳累，或者需要在冠状动脉中安装支架来保持心脏跳动。关节疼痛可能意味着你需要人造膝盖，或者你的免疫系统在摧毁入侵者的过度热情中瞄准了你的结缔组织。疲劳，当然也会感觉像疼痛，可能意味着你的甲状腺激素水平低，需要补充，或者你很沮丧并且需要……医疗系统内保险可以报销的东西。无论是哪种情况，现代医学有许多药片、手术和疗法，旨在帮助减轻疼痛和痛苦。
对于我们经常在中学之前或期间学到的有关疼痛问题的另一个答案是：为了成长，一些疼痛是必要的，就像毛毛虫挣扎着从蛹中出来变成蝴蝶一样。然而，当看不到蝶蛹，只能感受到棺材或大屠杀带来的恐怖时，这个答案远远不能令人满意。
伦理学家杰拉尔德·麦肯尼（GeraldMcKenny）将我们减轻痛苦的追求称为“培根计划”，这是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Bacon）的著名观点，即科学知识的目标应该是为人类提供减轻痛苦的技术。这似乎又像是一个很容易解决的案例，你不需要讲座就能理解：痛苦是不好的，如果存在结束痛苦的技术选择，我们应该使用它。
然而，将这句名言变成法律是许多罪恶的根源。如果疼痛无法修复怎么办？“培根计划”如何让我们看到无法减轻的痛苦？
疼痛与痛苦
疼痛与痛苦不是同义词。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从后面跳下来，用他肉乎乎的小手掐住你，当他大喊“拥抱攻击！”时，带来的疼痛会被快乐淹没。就像推动你的身体跑得更远一点才能越过终点线一样，那不是痛苦。另一方面，许多以避免疼痛为生的人仍然会面临多种痛苦，其中一些可以解决，一些则不能。几乎每一种给他人造成疼痛的情况都有法律补救措施，但对于不同种类的痛苦，却没有相应的措施。
我们这些生活在培根及其门徒创造的世界中的人面临的最困难的问题是，生活中无法避免一些疼痛和痛苦。每个从子宫里出来的婴儿都会哭泣。如果充满他肺部的冷空气本身并不会造成疼痛，我们仍然必须将把他从一个陌生世界带到另一个世界的震惊解释为一种痛苦。每个生孩子的母亲都必须忍受疼痛，即使她接受了良好的硬膜外麻醉。在出生和死亡之间，我们的身体经历了许多不同程度和类型的疼痛，我们的灵魂也经历了不同种类的痛苦，其中大部分似乎是毫无意义的。死亡本身通常伴随着巨大的痛苦，因为我们的身体会腐烂。然后，当这一切结束时，爱着逝者的人承受的痛苦会与他们感受到的爱的喜悦成正比。
《死与生》（Death and Life，1915），古斯塔夫·克里姆特
因此，试图完全消除疼痛和痛苦是徒劳的。这导致一些漫画中的超级反派和哲学家建议消除或逐步淘汰所有可能遭受痛苦的人。我认为提出这个建议的哲学家——比如超人类主义者大卫·皮尔斯（DavidPearce）——和我们一样，都是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人工智能生成的程序。但有趣的是，漫画中想要结束人类苦难的超级反派——想想2015年《复仇者联盟》电影中的奥创——往往是机器人，它们做了数学运算，发现如果没有人类及其身体和道德的缺陷，世界会变得更好。它们机械式的技术语言弥漫在医学和我们对人体的谈论中：我们的身体像汽车一样“分解”或“停止工作”，补充剂通常被称为“燃料”，我们的大脑被无休止地与计算机比较（这也许是最不祥的），我们说的是“繁殖”而不是“繁衍”。我们对解决痛苦的技术方案的喜爱，使我们的思维方式更像邪恶的机器人，而不是我们本来希望的样子。
从科幻小说的情节中抽离，你会发现通过消除遭受痛苦之人来结束痛苦已经是标准医疗实践的一部分。它与虚构的叙事相吻合，在这些故事中，人类被修修补补，以达到某个目的——更聪明、更快、更好看，或者只是不那么容易受苦。当我们中最弱小的人被扼杀时，我们甚至不需要通过基因改造来提高人类的平均水平（尽管许多人也想这样做）。
通过杀死遭受痛苦之人来消除痛苦？
安乐死制度一开始就瞄向了最聪明的人：难道你不想在派对结束之前，在年龄和衰老粉碎你如此珍视的自主权和力量之前离开吗？这本身就是对选择和控制的盲目迷恋，超出了可接受的范围。但下一步的推销术语是如此“一锤定音”，很难用滑坡效应来解释：你是医院和你所爱的人的负担。为什么不打一针，为我们所有人省点悲伤呢？《加拿大医学协会杂志》（CanadianMedicalAssociation Journal）强调了这一系列操作的逻辑，在2017年发表了一项研究，估计通过医疗辅助死亡每年可以节省数百万美元。
最可怕的是对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实施安乐死，这在某些国家现在是合法的，这背后的含义是：你知道吗，你脑海中那些告诉你毫无价值，应该去死的声音是有道理的。最近来自加拿大的几起案件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他们失去了住房，或者掉入了福利体系的裂缝中，从而选择在虚线上签名接受安乐死。人们听到各种关于无家可归者的非人化言论，以及他们对现有体制造成的“负担”。向那些已经在自我价值感中挣扎的人开放快速死亡的可能性，只会进一步损害他们与生俱来的尊严。
对于一些人来说，只要通过杀死遭受痛苦之人来结束痛苦这一过程是无痛的，就可能是可以接受的。也许这可以通过安乐死来实现，但在另一个极端，它更难实现。几乎每个医疗机构都发表了郑重声明，胎儿直到大约妊娠晚期，即第27周左右才能感到疼痛。这一观点主要根据的研究表明，经历疼痛所必需的丘脑皮质神经连接直到胎儿发育后期才出现。换句话说，它基于纯粹的猜想——正如最近研究表明的那样，胎儿可能不需要皮层来感受疼痛。
早在妊娠晚期之前，胎儿就不再是一个被控制的“工具人”，他们会释放应激激素以响应子宫内的医疗程序。像这样的反应通常被归结为简单的反射，如果设法在子宫内给婴儿挠痒痒，你可能会看到这些反应。如果进行旨在挽救孩子生命的胎儿手术，麻醉是毫无疑问的，但如果在同一胎龄杀死孩子，医疗当局却向我们保证这个过程是无痛的。当你看到宝宝试图远离镊子时，不要相信那些谎言。
三岁的斯雷纳（Sreyna）和她的父亲桑南（Samnang）在一起，她在眼镜和助行架的帮助下学习走路
在那个胎龄堕胎的最常见理由之一，无论是否有可能感到疼痛，就是这个胎儿出生后的生活会非常痛苦，以至于他或她最好在呼吸空气之前死去。毕竟，大多数在妊娠中期或晚期进行的堕胎，要么是为了挽救母亲的生命（一种悲惨但必要的干预），要么是因为发现孩子有某种先天性异常，被认为会导致严重的身体或精神问题。这个决定是代替那个孩子做出的，通过杀死遭受痛苦之人来避免孩子（及其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和朋友）一生的痛苦和折磨。
对于那些考虑这个极其痛苦的决定的父母，我会请他们想象他们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可能处于生命的任何阶段，正遭受着各种各样的痛苦。然后我会让他们想象问那个儿子或女儿：“你宁愿被杀也不愿经历这一切吗？你宁愿生还是死？”我怀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如果他们有发言权——或者即使他们能做的只是点头——会说他们宁愿活着。
我应该告诉你，医学测试其实很容易出错。有时，一个被诊断将会遭受巨大痛苦的孩子出生时没有任何缺陷，或者说他的问题可以通过医疗工具来解决。出于同样的原因，打掉一个在子宫内被误诊的孩子并不罕见——哎，黛西，对不起，孩子，但研究表明你没有感到疼痛。当一个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孩子躲过了筛查程序并通过手持手术刀的边防警卫时，他出生的世界从根本上对他是充满敌意的：如果我们有机会，我们会杀了你，但既然你给了我们机会，这里有一件带有医院标志的连体衣。
《回归生命》（The Return to Life，1923），乔治·韦斯利·贝洛斯
当然，现在也有人提倡对婴儿实施安乐死：如果产检和流产制度不能完美，那么应该有一种方法可以在患者获得免费连体衣后消除他们。这是相同的逻辑，只是略有不同。
杀戮的选择总是惩罚最脆弱的人。那些富有的人，目前飞往杀戮合法的司法管辖区，会为自己找到选择，而禁止杀戮的法律是为了保护那些本来想活下去的人，如果不是因为系统告诉他们，他们或将成为负担。允许杀戮的法律巩固并强化了一种重视聪明人和健全人的文化，同时使残疾人和体弱者消失。
那些与严重抑郁症做斗争的人会告诉你，充斥在他们脑海的最糟糕的想法之一是：他们从未出生会更好。当我治疗抑郁症患者时，作为他们的医生，我有责任向他们保证，无论他们做了什么（其中一些人做了非常坏的事情），他们脑海中的恶魔声音并没有说真话。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活着总比死了好。代表另一个人做出相反的判断——如果他们被允许长大，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将能够对他们更喜欢活着还是死去有一些意见——就是站在自杀声音的一边，反对创造我们所有人的上帝。
一同承受
应该通过任何可能的手段消除疼痛，这种假设拥有可怕的后果，我们应该反对这一假设。于此，我们必须发展一种生活方式，承认疼痛的现实性和必然性，在可能的情况下减轻它，然后寻求与那些仍在遭受痛苦的人一同承受。对于看似毫无意义的痛苦——杀死患者似乎是最显而易见但未必正确的解决方案——主要解决方式在于分担痛苦，让尽可能多的人分担痛苦，而不是让患者独自承受这一切。我们确实有许多医疗和技术手段可以帮助减轻痛苦，但人类的陪伴始终是必要的，而且将永远是必要的，以解决困扰我们所有人的痛苦（有些痛苦更折磨我们中的特定人群）。
许多人说他们不想成为他人的负担，也不想失去自主权和独立性。尽管这些损失令人痛苦，但能关心他人、被别人照顾实际上是一种特权。与将自主性作为人类生存规范的统治理想相反，我们必须认识到，正如吉尔伯特·梅兰德（GilbertMeilaender）所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活生生的个体，有“其自然历史的轨迹”。人类在完全依赖中出生，在力量和自主性中成长，然后在死亡前衰落——这时往往达到自主性减弱或缺失的地步，依赖他人对生存至关重要。这种“生命的弧线”的观点呈现了人的本来面目，而不是那种理想的、理性的、自主的、非残疾的个体，主导着医学伦理和决策的社会想象。
有些人生命的弧线会很短，比如出生时患有严重遗传疾病的婴儿。我们的责任是在他们离世之前，帮助他们缓解疼痛并给予其他任何适当的医疗护理。对于那些永远不能完全自主和独立的人，密集的技术干预仍然可以帮助他们成为家庭和社区的一部分，只要他们的弧线持续下去。在生命即将结束时，我们可以让那些明显处于弧线尽头的人明智地使用药物，既不会突然为他们决定生命何时结束，也不会将其延伸到重症监护的合理终点之外。
我们必须倾听过去的声音——那些生活在大多数减轻痛苦的技术手段出现之前的人——并了解他们如何面对痛苦和不可避免的死亡。例如，莉迪亚·达格代尔（LydiaDugdale）的新书《失落的死亡艺术：复兴被遗忘的智慧》（The Lost Art of Dying： RevivingForgottenWisdom）回顾了中世纪的相关传统——思考如何做好死的准备实际上是开始思考好好生活的好方法。其中最主要的是帮助创建欢迎人们的社区——即使是难以相处的人——这样就不会有人孤独地死去。
对于那些受苦受难的人，我们需要建立关怀社区。这当然意味着堵住我们福利制度的裂缝，这样就没有人会认为死亡比活着更好。这意味着为他们提供基本保障，并在国家层面为物理治疗和临时护理等方面提供积极的支持。如果我们相信人的生命超出了货币价值，那么我们必须集体牺牲一些财政资源，以确保“培根计划”无可争议的产品能够提供给最需要它的人。
对于那些想要结束生命的人来说，我们需要一个不同于他们经常听到的故事。我们必须想办法分担他们的痛苦，这样他们就不会独自承受。与其否认不能忍受痛苦的逻辑和嘲笑在痛苦中好好生活的想法，我们必须说：我们在这里与你同在。我们会握住你的手，解决你的后顾之忧，唱歌给你听。尽管有痛苦，你的生活还是值得的。
资料来源 The New Atlan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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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马修·洛夫特斯（Matthew Loftus）是医学博士、肯尼亚家庭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