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借她在研发领域的40年经历，美国总统科技顾问阿拉蒂·普拉巴卡尔谈了谈美国的创新生态系统如何帮助该国及其公民繁荣发展。
工程师兼应用物理学家阿拉蒂·普拉巴卡尔（AratiPrabhakar）是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主任，同时，作为总统科技顾问，她也是拜登总统的内阁成员之一。普拉巴卡尔是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1984年，她在美国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OTA）担任国会研究员，开始了职业生涯。1993年，她成为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负责人，2012年至2017年，她担任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局长。她曾在硅谷做了15年的高管和风险投资家，并于2019年创立了非营利组织“开动”（Actuate）。在接受《科学与技术议题》（Issu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必威体育备用地址 主编丽莎·马格内利（LisaMargonelli）的采访时，普拉巴卡尔谈论了过去40年半导体政策的变化、科技政策办公室在国家创新生态系统中的作用，以及美国科技政策为何力求创造这样一个未来：一个让每个孩子都有走向“繁荣和欢乐”之路的未来。
1984年，你作为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的政策研究员来到华盛顿特区，在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工作。当时，你对科学政策的关注重点在哪里？
从那里开始讲起很不错，因为自那时起，已有太多事情发生了变化——但也有些事没变。1984年，我参与的第一个项目是一份关于微电子学研发的报告。当时，美国半导体产业刚意识到自己将要面临来自日本的全球性竞争。当然，在过去的40年里，半导体生产全球化，并且集中到了世界的某个地区。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件事给美国带来的问题：国家安全问题、经济问题、供应链问题、就业问题。
40年后，我们终于对此采取了行动。让人惊喜的是，去年，国会通过了《芯片与科学法案》。这是本届政府已经做到的一系列事情中的一部分，这些事情切实为在美国投资指明了一条非常不同的道路。
过去有一种相当自由放任的想法，就是让生态系统进行创新，让企业来做决策。你认为美国现在更加积极主动了吗？
是的。拜登总统谈到了“拜登经济学”以及他的目标，也就是建立一个从内向外、自下而上发展的经济体系。为了实现这一愿景，我们需要关注这些关键行业。这不仅是因为半导体等行业内的就业机会，还因为这些行业会给供应链带来多米诺骨牌效应。新冠大流行让我们记住了，当亚洲的工厂关闭时，底特律的汽车工人也会受到影响。
因此，所有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必须采用新工作方式的时点。如果你考虑基础设施、半导体或是《通胀削减法案》中所有的清洁能源技术——所有这些能力都是先前研发的结果。所以，一方面，我们正让美国重新回到建设的轨道上来，更新我们的基础设施，迈向清洁能源经济。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在重振研发基础，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需要为下一代投资。
在介绍。“基础研究引发创新。”的线性模型和它的问题时，我们通常有个较为通俗的版本。你能用你的方式聊聊它吗？
线性模型在解释创新如何发生这件事上过于局限，这点我完全认同。我确实认为不同的研究领域或技术都有其成熟的阶段。1945年，当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Bush）在美国制定战后科学政策时，他非常强调要确保我们以基础研究为基础。在当时，这是完全正确的：世界其他地方正是一片废墟。而我们此前一直主要依赖欧洲的基础研究。
所以在1945年，确保我们打好基础研究的“地基”是件正确的事。但是线性模型并没有真正关注基础研究如何实际完成商业化的转变、如何变为产品和产业。
我认为，在几十年来未曾刻意关注这件事的情况下，我们已经走到了线性模型中不曾设想过的空白处。创新并不会从一篇基础研究论文神奇地蔓延向全世界并造成影响。今天，你在联邦研发领域看到的许多事物——拜登政府的政策、新的立法、健康领域的高级研究计划局、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技术、创新、伙伴关系部——这些都是为了让这个创新体系在我们这个时代发挥有效作用所需要进行的调整。
你去过很多地方：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风险投资机构，还有非营利组织。这些不同的观察视角是如何让你了解到美国创新生态系统的优势和劣势的？
我确实将其视为一个生态系统。如果你退后一步，问：这个国家是如何做成大事的？我们确实取得了非常重大的成就——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创造大量就业机会，使人们摆脱贫困，通过健康领域的发展延长了人们的寿命。我们还通过国家安全方面的工作重塑了地缘政治。
所以我们是知道怎么做大事的。但是以上每一项重大成就——尽管我们喜欢讲述独自完成一切、孤胆游侠式的美国英雄故事，但实际上，这些重大的成就之所以能够成真，是因为我们的公共和私营部门各自发挥了作用，让日复一日的努力聚沙成塔。
培育这个生态系统，确保我们的创新生态系统瞄准我们所处时代的最大机遇——这是科技政策办公室的核心工作，也是我作为总统科技顾问所发挥的作用。
你认为科技政策办公室在生态系统中的角色是否发生了变化？
科技政策办公室和总统首席科技顾问的工作总是因时而异的。其部分原因在于世界在变化，科学技术也在变化。但也是因为总统本人也在变化。
在拜登执政下，我们有一位对“美国可能性”这个概念深信不疑的总统。他经常谈到他如何告诉其他世界领导人，美国是唯一可以用一个词来定义的国家，而这个词就是“可能性”。我认为总统在很大程度上将研发视作可能性的引擎。
这实际上意味着，我们必须确保整个生态系统以一种充满活力、极为强健的方式运转，因为它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发现奇妙的新事物。我们要确保在联邦研发领域的这项投资最终能够改变美国人民的生活——这才是我们的任务。
拜登总统将科技政策办公室的使命描述为“最大限度地利用科技的好处，以促进所有美国人民的健康、繁荣、安全、所处的环境质量和正义。”这是否代表了科技政策办公室在优先事项上的转变？
国家目标一直是我们的基石。万尼瓦尔·布什在《科学：无尽的前沿》一书的开篇就谈到了国家的目标：健康、国家安全和就业。我一直会想起那些在1945年回国的美国士兵。当时，所有人都一定非常清楚，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的经济运行良好，才能让这些人有地方可去，让他们回到劳动力队伍中做大事。而他们确实做到了。
如果你去看科技政策办公室的立法依据，其中也列出了国家目标。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民每年会向研发投入2000亿美元的联邦资源。这不仅仅是为了让科学家们高兴，而是为了确保我们所做的工作有助于创造未来。
我认为有所变化的地方在于，我们认识到现在是2023年。并且，有些事情直到太晚才被列入国家目标的清单。气候变化不在万尼瓦尔·布什的列表上。即使对于那些一直列在清单上的事情，比如国家安全，其具体工作也会因为地缘政治和技术的变化而有所不同。
我们要确保在联邦研发领域的这项投资最终能够改变美国人民的生活——这才是我们的任务。
我们的任务是实现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愿景。在每一个领域，我们的工作都是从系统的角度审视整个生态系统，看看哪些需要加强，哪些需要保持，哪些需要改变，以便让我们的创新体系变得更加强健，从而使我们能够实现这些愿景。
科技政策办公室是如何在整个系统中促进创新的？
我举个例子。我对于总统和第一夫人的癌症登月计划感到格外激动，因为我认为这是当你设定一个宏大、大胆、积极的目标时会发生的完美事例。癌症登月计划的目标是到2047年将癌症死亡率减半，并改善癌症病人的体验。我们基本上可以将降低癌症死亡率的进展速度提高一倍——这是一个非常激进的目标。但这是一个你可以规划路径达成的目标。
一旦你有了这样一个非常清晰、有意义的目标，它可能会改变数百万人及其家庭的生活。这是一个让人死而无憾的目标。
它会迫使你发问：“要做些什么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呢？”再一次地，你必须从系统的角度思考。你必须为某些最具破坏性的癌症找到更好的治疗方法。但我们也必须要能够更早地发现癌症。但即使你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你仍然不能实现目标，因为我们还必须要能够预防癌症。
最近我去了北卡罗来纳大学，该大学正在开展的工作不仅包括新疗法和早期检测，而且还开办了诊所，帮助农村社区的人们获得戒烟咨询和戒烟指导。减少吸烟仍然是我们阻止癌症的最大机会之一。这就是癌症预防。
所以，我真的对于这样一种未来的可能性感到非常兴奋：在这个未来里，数百万人和他们的家庭永远不必听到医生说：“你得了癌症。”
人工智能面临着一系列不同的挑战，这些挑战遍及整个创新生态系统，包括产业和社会。在没有法定权力的情况下，科技政策办公室如何在人工智能领域发挥领导作用？
拜登总统认为这是历史上的一个拐点，我们现在所做的选择将决定未来几十年的走向。人工智能触及了人们的生活——我们生活的方式、我们工作的方式、我们互动的方式。由于它是如此强大，我们绝对要抓住它的好处。但我们必须首先管理它的风险。
体现这点的事件之一是，总统最近与业内领先的数家人工智能公司共同做了一系列自愿承诺。科技政策办公室在5月4日发起了一次与OpenAI、Anthropic、谷歌和微软首席执行官的会议。这是一次非常出色的会议，由贺锦丽副总统主持。总统也来参加了几分钟。这是一次非常开放的对话，贺锦丽副总统要求这些企业负起责任，并告诉他们，他们不仅在法律上，在道德上也有义务确保他们的产品是安全的，然后才能进入世界市场。
该会议最终达成了一项协议，即各家公司将努力实现自愿承诺，包括进行“红队”测试以尽早发现问题，以及对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进行水印处理，以便对其轻松识别。等到拜登总统于6月下旬宣布这些承诺时，已经又有三家公司加入，分别是亚马逊、Inflection和Meta。如今，加入承诺的公司总数已增至15家。这些自愿承诺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它们很重要，因为这是行业首次以开放的方式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与此同时，我们正在起草一份需要总统签署的行政命令。它将调动我们今天在现有法律下所能调动的一切政府资源，以更好地降低风险。当然，我们还会继续与国会合作制定新的立法。两党在国会有很好的合作。同样，我们也正在与世界各地的盟友和伙伴进行对话，因为人工智能并不仅仅发生在美国。
这是一系列的大动作。我们科技政策办公室所发挥的作用首先是，让人们意识到这是一件需要白宫给予高度关注和重视的事情——而现在白宫的确给予了高度关注和重视。然后，我们的任务是提供技术上的基本事实：帮助人们真正了解技术是什么、不是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以及它在世界上的真实表现。
显然，气候问题并不在1984年的技术议程上。今天，新技术和行为的部署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科技政策办公室对此是如何看待的？
全面应对气候危机包括很多方面。其中一项主要内容是通过了《通胀削减法案》。这对于在气候实际能够感知的规模上部署技术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不是这里一点点、那里一点点，而是足以真正改变气候结果的技术部署。这就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
我们正在建设的另一项能力是分析基础，以确定我们的部署是否在按计划进行。这是我们科技政策办公室的工作重点。我们需要能够理解资金的流向，以及这些资金如何转化为新的热泵、电动汽车和太阳能装置。我们也在关注更广泛的供应链，以预测哪些因素可能会延缓这些大规模部署，这样我们就能够在问题发生之前抢占先机。归根结底，所有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让我们的经济去碳化，从而实现环境正义，减少社会中的不公平现象。
最近，科技政策办公室与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一同宣布了评估“自然资本”或自然资源的新方法。早在1981年，里根总统就制定了行政命令，将效益成本分析纳入政府决策，几十年来，这一转变确实改变了政策的制定方式。将环境因素也纳入这些计算，会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
对我来说，这项关于自然资本的工作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将严谨的研究与带来变革的实际机制结合起来。由于我们的经济和核算系统没有考虑到自然的价值，所以自然并没有得到它所需要的投入或保护。自然资本核算就是要让自然的价值变得实际，它是我们收集和应用经济数据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随着这种变化被纳入政策考量，它让自然资产得以在每一种经济决策中被加以权衡。这些数以百万计的个体决策会汇集成更大的行动——比如保护湿地或海岸防护礁，因为它们在面对如海平面上升等现象时提供了真正的价值和抵御能力。
你曾经说过，如果万尼瓦尔·布什重返人间，意识到他的愿景已经实现了那么多，他一定会感到非常高兴。如果四五十年后再来看，你希望看到什么？
我妈妈已经93岁了，这意味着等到2047年时，我很有可能仍然健在，那是癌症登月计划的目标实现年。所以我打算到那时候见证我们将癌症死亡率减半。这也意味着我们将改变美国的健康结果，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富裕国家的榜样，而不是令人尴尬的反面典型。
此外，我也很期待看到我们某些深层的不平等问题得到解决，看到每个孩子都有一条走向繁荣、欢乐的道路。当来自各种背景、拥有各种兴趣和能力的人都有机会获得能够养家糊口的工作时，我会很高兴的。
这个成功的未来将意味着我们会继续占据领先地位，并因创造了支持国家安全的技术而成为促进和平与稳定的力量。它也将意味着我们已经解决了气候挑战，成功地掌控了它。通过做成这件事，我们重新思考了我们的基础设施、我们的社群，我们建立了一种更加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与自然更加和谐地相处。
我确信我们可以建立这样一个未来。我认为那些从事科技工作的人是这个星球上最幸运的人，因为我们每一天的工作都是在努力让这个未来成为现实。
资料来源Issue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