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主义”是对硅谷数年来的黯淡情绪的逾期纠正。
一种新的科技意识形态正在网上兴起。2022年5月，网名为贝夫 · 杰佐斯（Beff Jezos，这个网名调侃了大富翁杰夫 · 贝佐斯）的用户颇为豪迈地在推特上写道：“让我们有请‘有效加速主义’，E/acc，读作‘ee-ack’。它是科技界在推特上冲突不断的直接产物，希望你们加入我们的这场新事业。”
对此，杰佐斯的同行给出了混合着正面、批评和困惑的复杂反应。“e/acc是什么鬼东西？”多名用户发帖问道。“不幸的是，如今的加速主义只是一个网络热词，”政治科学家萨莫 · 布尔贾（Samo Burja）叹息道，他所说的“加速主义”是一个2017年左右流行起来的相关概念，“我猜对于推特亚文化来说，这是不可避免的吧？”“这些家伙完全疯了，”蒂姆尼特 · 格布鲁（Timnit Gebru）抱怨道，她是一位经常批评科技行业的人工智能研究员和活动家，“他们的狂热和上帝情结真是让人筋疲力尽。”
尽管受到这些批评，有效加速主义仍然立住了脚，并在科技界的集群思维中不断壮大。有效加速主义的创始人认为，科技世界已经受制于某种（思维或技术的）单一化。如果它因为对未来的恐惧而陷入瘫痪，那么它将永远无法产生有意义的效益。与之相对的是，有效加速主义鼓励更多的想法、更多的增长、更多的竞争、更多的行动。“无论你是建立一个家庭、建设一家初创企业、建造一艘宇宙飞船、建造一个机器人，还是建设更好的能源政策，都可以，只要去建立、建设、建造就行，”一位匿名发帖者写道，“去做一些困难的事情。为了接下来的每一个人做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存在会处理好余下的事。”
气象学芝加哥学派创始人周刊封面人物罗斯贝：《时代》
杰佐斯承认，他最初的声明有点“故意恶搞”。而有效加速主义这个概念显然缺乏明确性——他们到底在提倡什么？——使人们很容易对其不予理会。尽管如此，自出现以来，它还是引起了越来越多科技界人士的注意：风险投资家马克 · 安德里森（Marc Andreessen）、创投公司“Y组合子”的总裁陈嘉兴（Garry Tan）、念生公司（Notion）联合创始人克里斯 · 普鲁查（Chris Prucha）、迎特康公司（Intercom）联合创始人西伦 · 李（Ciaran Lee），以及科学投资家暨前美国州官员吉姆 · 奥尼尔（Jim O′Neill）等人均在其列，其中几位还在他们线上账号的前台用户名和简介中添加了“e/acc”字样，以示团结。
如果说有效加速主义还不完全确定自身的目标是什么，至少它很清楚自己反对的是什么。它的主要对手之一是人工智能安全，该领域关注过快发展人工智能的风险。另一个与之紧密相关的对手是有效利他主义，这是一场旨在“做最好的事”的功利主义运动。就连“有效加速主义”这个名字也是对有效利他主义的一种挑衅。人工智能安全专家在思考人工智能时遵循预防原则——强调规避风险先于采取行动，而有效加速主义者则宣扬勇往直前、冲进未知领域，认为我们只能从实践中学习。
但是这些争论并不能解释有效加速主义为何突然在更多的技术人员之间流行起来，且其中许多人的专业领域并非人工智能。有效加速主义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仅能对人工智能安全加以平衡，而且对普遍的、认为整个科技行业都会带来风险的公众担忧也具有制衡作用。有效加速主义者担心，此类担忧已经变得太过根深蒂固，以至于可能会吹熄科技本身的光芒。
人工智能的自我怀疑时刻
2023年3月，美国生命未来研究所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呼吁诸如开放人工智能（OpenAI）和谷歌人工智能（Google AI）等人工智能实验室立即暂停开发比GPT-4更强大的技术至少六个月。“如果不能迅速实施这种暂停，”信中写道，“政府应该介入并实施暂停令。”信中还呼吁，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需要建立新的审计、认证、监督和监管体系。
这封信最初由超过一千人签名，其中许多人不仅是对此关切的公民，且自身就是人工智能技术专家，包括人工智能研究的先驱约书亚· 本吉奥（Yoshua Bengio）、OpenAI的原始联合创始人之一埃隆 · 马斯克（Elon Musk，尽管他自2018年起就再未参与其中），以及稳定人工智能（Stability AI）的创始人埃马德 · 莫斯塔克（Emad Mostaque）。同年5月，美国非营利组织人工智能安全中心（CAIS）发表了另一份声明，警告“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灭绝风险”，OpenAI、人本（Anthropic）和深智（DeepMind）的人工智能领头人以及谷歌和微软的高级执行官均签署了该声明。
在人工智能领域，早在任何明显的损害发生之前，技术人员自己就主动地对自己的力量持谨慎态度，这在其他领域十分罕见。眼下，这种道德恐慌来自内部——这与历史上技术革命对社会的影响方式截然不同。2002年，学者卡萝塔 · 佩蕾丝（Carlota Perez）在其代表作《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中对后者做了阐述。
佩蕾丝研究了工业时代的主要技术创新，包括蒸汽和铁路、钢铁和电力、石油和汽车，以及数字通信，发现它们都遵循着同一种模式。首先是标志着重大技术突破的“大爆炸”事件，该事件在出现当时基本不会引起注意。然而，技术专家们认识到了它的潜力，并在此技术突破的基础上发展数十年，直到它吸引了更广泛的采用和兴趣。随后，金融资本接管技术专家的工作，继续推动其发展，引发公众的投机狂热、金融泡沫和崩溃，随后是反思与和解期，最终，技术稳定下来并被纳入我们的社会规范。
虽然佩蕾丝认为这种周期大约每五十年发生一次，但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可以看到它在几次更近期的技术突破中的身影，比如云计算和智能手机（这两者共同推动了Web 2.0创业热潮）以及加密货币。在以上每次突破中，技术专家先于世上其他人注意到其中的机遇，并且他们通常是这些机遇的拥护者，而非抵制者。
即使没有金融资本的深度参与，技术人员历来也极力保护他们构建和分发自身成果的权利。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的开源程序员坚持认为，我们不应该限制他们的免费和公开代码的使用方式，也不应该让程序员对用户的决定负责。在美国，加密技术曾一度被视为一种军火，受到严格的出口法控制。是技术专家主张人们有权跨国分享这一技术。然而，当涉及人工智能时，一些技术专家却在其影响还未明晰之前就跳到了反思其危害的阶段。
这并不是说科技界从来没有人关注过人工智能的风险和伦理问题，只不过他们并非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那个群体。几十年来，人工智能安全一直是个小规模的研究领域，主要支持者由理性主义者（一个优先考虑逻辑思维和消除认知偏见的互联网群体）和有效利他主义者组成。由人工智能研究员艾利泽· 尤德科夫斯基（Eliezer Yudkowsky）参与联合创立的机器智能研究所从2005年开始关注这些风险。第二年，尤德科夫斯基和经济学家罗宾 · 汉森（Robin Hanson）创建了一个名为“克服偏见”（Overcoming Bias）的博客，该博客是“少错一点”论坛（LessWrong）的前身，后者成了关注人工智能对社会影响的人们的一个聚集地。
这些努力得到了科技界人士的广泛认可，甚至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但似乎更多是出于象征性的善意，而不是认真地参与——就像知名金融家对艺术的那种认可和支持一样。人工智能安全研究及其底层的理性主义社群令富有的企业家感到欣慰，它们表明科技不仅仅是通过初创企业赚钱的一种肤浅之道，而是一个具有独属于自身的哲学文化、拥有思想和智慧之所在。
然而，自从2022年底OpenAI的ChatGPT的爆炸性成功使人工智能的潜力突然被公众看到以来，这个曾经只是小众亚文化的东西突然成了人工智能发展争议中出人意料的主流形象。之前与人工智能安全主义者无关的各方突然成了他们的同伴，比如特里斯坦 · 哈里斯（Tristan Harris）。哈里斯是前谷歌员工，他自称为“技术伦理学家”，因点明对社交媒体危害的担忧而成名。如今，越来越多的创业者和工程师都采取了此类警示性的立场。
“我们希望末日论者输掉”
为什么这么多技术人员突然对人工智能的开发持审慎态度？
对于OpenAI和其他大型企业实验室而言，这种立场在一定程度上或许是战略性的：一些旁观者抱怨说，这些实验室正试图实现监管俘获，以博取政府的好感。不说别的，这些实验室的领导人至少很可能已经从针对社交媒体高管的一波波抵制潮中学到了教训，那就是预先与政策制定者建立关系总比鲁莽行事更好。2023年春天，OpenAI的首席执行官萨姆 · 奥尔特曼（Sam Altman）在美国参议院作证时表示：“我们希望与政府合作以防止（问题）发生。”
至于更广泛的技术专家群体，人工智能安全对他们的吸引力可能反映了一种将社会问题过度形式化的认知倾向。人工智能的风险对于那些倾向于用数学而非实际经验预测人类行为的人来说尤为骇人。通过计算此类风险并设计理论上的治理结构来避免它们，这本身就是一种毫无意义、自找麻烦的“书呆狙击”，在理性主义者和加密治理狂热爱好者等类似人群集聚的其他领域也可见此现象。
又或者，“希望受到监管”可能是科技界潜意识里自我安慰的方式，用以确认他们在世界上的核心地位，也能让他们从令人不安的行业低潮中转移注意力。在软件创业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的时候，人工智能成了科技行业皇冠上的明珠。2022年，风险投资的资金量从泡沫的顶峰一落千丈，标志着创业者们进入了一个艰难的新时代。人工智能对于振奋科技界的士气至关重要。如果它重要到了必须被监管，就意味着它的重要性不会很快消散。
不论动机是什么，有效加速主义者反对的正是技术领袖担忧自身成果的这一异常行为。面对一项重大的新发展，他们的技术同行却如此胆小、驯顺，这让他们感到奇怪且沮丧。
与之相对的是，有效加速主义者鼓励他们的同行振奋起来，勇敢地去拥抱不熟悉的领域——这种立场往往被其他人解读为鲁莽。也涉足科技圈的未来主义风格音乐人格莱姆斯（Grimes）提醒有效加速主义的创始人们，在表达自己时要更加深思熟虑。“你们把人们吓坏了，”她在2023年3月的一次推特空间讨论中说，“（这）导致人们对非营利组织感到恐慌，并敦促政府进行监管……我认为你们需要对这类事情保持谨慎和注意。有权势的人正在关注这一切。”
尽管有效加速主义者有时会显得幼稚，放任自己对“梗”的喜爱掩盖自身的实质，但在严肃的时刻，它的创始人们并不提倡故意忽视风险。贝夫 · 杰佐斯和另一位匿名创始人“贝叶斯王”（Bayeslord）都反复声明，他们支持让人工智能变得合乎人类福祉——他们只是不希望恐惧成为科技创新的主导。“从现在开始，我不想再看到任何号称有效加速主义不希望人们从事人工智能对齐工作的推文。相反，我们认为可靠性工程是有价值的工作。然而，我们也希望末日论者和权力饥渴者输掉。”
有效加速主义者并不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停止关心这些事。恰恰相反：他们希望每个人都更加关心这些事。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声名来自大谈特谈“更好的未来”这样的空洞格言，然后轻描淡写地忽略细节。相反，他们的道德愿景是希望更多的人——包括并且尤其包括那些自认为眼下置身事外的人——积极参与新兴技术，并确定其发展和管理的具体计划，而不是本能地回避他们不理解的事物。有效加速主义者认为，聪明地讨论摆在我们面前的风险和机遇，是一个公民社会蓬勃发展的标志。
有效加速主义者的死敌并非倾向监管的政治左翼。推特上的一项民意调查询问了有效加速主义者对自身政治立场的认知——这项调查并不正式，但考虑到这场运动到目前为止的紧密程度和网络化程度，它或许是有意义的——结果显示，左右翼的比例大致持平。杰佐斯说：“之前的文化战争总是左翼和右翼之争，如今加速是唯一的选项，去增长就是死亡。”
有效加速主义者不想使用陈旧的政治标签，而是希望成为不同于他们口中的“减速主义者”的选择：“减速主义者”支持对未来持被动、过度谨慎的态度。当“颠覆”还是一个流行词的时候，科技界对这种胆小的心态持一致反对的态度，他们视其为“外人”的默认立场，认为那些困在朝九晚五的格子间工作里的可怜人只能从繁文缛节和官僚主义的角度思考问题。然而，如有效加速主义者所见，近年来，减速的态度已经悄然渗透到了科技界内部，且在关于人工智能的辩论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未来会更好”
如果说减速主义者在科技界中存在一个代表形象，那应该是大型科技公司的员工，这些人是被拔去了尖牙、“公司化”了的黑客和边缘人，他们曾经激励过科技行业，如今却被困在了面向自我厌恶的管理者的励志海报上。在这一点上，有效加速主义者和部分科技评论人士或许可以达成一致：满足于一份中等水平的大型科技公司工作——追求奢华的晋升机会，而不是创造历史——代表着未能兑现科技的承诺及其所寻求达成的目标，而如今，那些身处前沿的人们想要重新实现这种承诺和目标。
正是21世纪10年代的科技抵制在科技界过往的自我形象上撕开了一道缺口。过去，科技界的形象是这样的：一个由初创企业和它们的金融家组成的日益兴旺的行业，公司的程序员在他们的苹果笔记本上绞尽脑汁地写代码，并参加创投公司Y组合子的演示日，他们每年要做的最艰难的决定是要不要参加火人节。尽管创始人的生活中充满了起起落落，但科技界的循环看起来稳定且可预测。最重要的是，科技界受到外界的喜爱，人们欣喜地消费着年轻创始人和他们神话般一夜成名的故事。
是哪里出了问题呢？虽然科技行业相信它正在让世界变得更好，但贝宝（PayPal）联合创始人和风险资本家彼得 · 蒂尔（Peter Thiel）在他2014年的著作《从0到1》中警告称，这个时代的特点是“不确定的乐观主义”。“确定的乐观主义者”不仅清晰阐述对未来的愿景，而且“计划并努力使之变得更好”，与之相反的是，“不确定的乐观主义者”相信“未来会更好，但他不清楚具体是怎么好……他期望从未来中获利，但认为没有理由去对它做具体设计”。
蒂尔的评论发表于科技行业对初创颠覆的迷恋达到顶峰之际，事实证明，这一言论比行业内的其他人领先了好几步。虽然蒂尔总体上赞同初创企业是明确乐观主义者实现他们目标的工具，但他认为一种渐进主义的态度正在硅谷蔓延开来，并对此加以批评。这个时代的创始人们忙于复制埃里克· 莱斯（Eric Ries）在2011年著作《精益创业》中的方法论，该书强调基于客户反馈进行迭代，以找到产品和市场之间的正确匹配。他们将Y组合子公司的座右铭“做人们想要的东西”奉为圭臬，并在“我在打造供Y使用的X”这一熟悉的框架内向投资者推介自己的公司：“交易空间的亿贝”（爱彼迎）、“供卡车使用的优步”（车队/Convoy）等等。蒂尔对这种趋势持怀疑态度。他要求创始人基于他们想要发生的事情来构建解决方案，而不是笨拙地在视野中的每个问题上都贴上一层软件。
硅谷的不确定乐观主义同样被马克· 安德森在2011年的文章《为什么软件正在吞噬世界》预示。虽然标题的这句话是作为“这个时代的创始人将会变得极其富有”的预言而被人们记住，但它也反映了他们的成功是源于顺应数字化浪潮，而不是以明确的乐观主义为主导。科技界对数字化颠覆的热爱成了一个源源不断的笑话：无论是医疗保健、地方商业还是农业，似乎每一个过时的行业都可以通过软件的魔法华丽变身。后来，这一时期的创业公司纷纷倒下，揭示了创始人对这些行业的实际运作方式以及塑造这些行业的复杂社会和政治力量缺乏了解。
除了初创企业，科技界天真阳光的态度也延伸到了和社会的关系上，引发了怨恨。2013年，居住在纽约的软件程序员帕特里克 · 麦康洛格（Patrick McConlogue）在Medium平台上发布了一篇文章，讲述了他如何向一位无家可归的男子里奥（Leo）提供了一个选择：要么是100美元现金，要么是三本JavaScript编程书和一台笔记本电脑，以及麦康洛格每天一小时的编程教学时间。里奥选择了后者，麦康洛格兑现了他的承诺，并教会了他编程。他们甚至一起开发了一个拼车软件。但两年后，里奥仍然无家可归，他被自己受到的关注压垮，不再编程。尽管麦康洛格的尝试是真诚的，但他用了一种自以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用解决方案”，并且只期待最好的结果。他在失败时没有备选计划。他的文章引发了众怒。
正是科技行业的不确定乐观主义令它未能注意到四处弥漫的不满情绪。这些情绪就像旧金山的雾一样，紧紧地笼罩着这个行业：不断上涨的房租；通勤者的抗议；人们喃喃着科技界的最大成就是引发了一场注意力、孤独和政治纷争的危机——这一切都被科技界的工作者轻巧地无视了，他们的经验告诉他们，即使困难重重，他们也必将永远获胜。直到2016年秋天，他们踢到了铁板。
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不仅震惊了立法者（他们开始从科技公司那里寻找答案，认为科技公司对唐纳德· 特朗普的胜利负有部分责任），还标志着奥巴马政府的更迭，而奥巴马政府曾热情地支持科技界的乐观主义。世界要科技界说话算话、兑现诺言，而事实证明，在对美好未来的欢呼承诺背后，并没有真正的愿景足以平息许多人的背叛感。
跌落之后的科技界
科技界人士钻进地下舔舐伤口。随着硝烟散去，他们开始与值得信赖的同侪和朋友私下交谈。他们努力调和外界突然涌现的愤怒与他们自身内在的自我意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科技界经历了一次深刻的身份迷失，随之而来的是对意义的探寻。
创始人和工程师们通常并不对哲学和历史等“非技术性”话题抱有天生的兴趣，但现在，他们转向了这些爱好，以理解自身的困境。2017年，曾因在斯坦福大学就读本科期间发送一系列粗鲁电邮给其兄弟会同学而登上新闻头条的色拉布（Snapchat）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埃文 · 斯皮格尔（Evan Spiegel）站在了法美基金会前，谈论亚历克西 · 德 · 托克维尔。斯皮格尔说，托克维尔认为“报纸是帮助民主政体克服个人主义的最重要工具之一”。
最终，科技界的每个人都在试图回答同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已经由那些突然被流放的不幸之人提出了千百年：现在，我们该如何生活？如果曾经定义科技界数十年的那种莽撞、不受约束的雄心不再是值得骄傲的东西，那么，科技界人士该如何在今天的工作中找到意义呢？
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使科技工作者分散成了不同的派系。许多人对他们所造成的伤害感到震惊和懊悔——这些伤害施加在了美国的社会结构、青少年心理健康以及美国的未来上。现在，他们面临来自朋友和家人关于他们雇主违规行为的质疑，并决心引导他们认为更负责任的技术方法，审视错误信息、算法偏见和内容监管不足所带来的影响。前谷歌技术伦理学家特里斯坦 · 哈里斯成了解决社交媒体负面影响的大力倡导者，并在2020年的网飞纪录片《社交困境》中多次出镜。
其他人则指责美国的管理阶层，称后者已陷在一种丧失了道德和精神目的的世俗单一文化中。他们在尼克· 兰德（Nick Land）的哲学著作和一个账号叫“霉菌孟子”（Mencius Moldbug）的博客作者的文章中寻到了慰藉。霉菌孟子阐述了这样一种观点：进步的自由民主政体正在变成一个全能的官僚寡头政治，而它的解决方案是回归君主制和传统价值观。这就是新反动主义运动的肇始，它发展成了今天的新右翼，其成员和在科技界的相关人物（如彼得 · 蒂尔）在2022年的选举中选择支持反建制的候选人，如万斯（J. D. Vance）和布莱克· 马斯特斯（Blake Masters）。
另一些人认为，问题在于美国不再重视技术进步和创新。他们阅读了经济学家泰勒· 考恩（Tyler Cowen）2011年出版的著作《大停滞？》（The Great Stagnation），该书警告称，美国经济已经开始停滞。2019年，考恩和在线支付供应商支付条（Stripe）的联合创始人帕特里克 · 科里森（Patrick Collison）在大西洋网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需要一门新的进步科学”的文章，他们认为，这门新科学要研究的是“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提高了我们的生活水平的经济、技术、科学、文化和组织方面的进步之结合”。他们的努力催生了一场运动，它有时被称为“进步研究运动”或直接简称“进步运动”，还催生了“富足运动”这一姐妹运动。这场运动的支持者专注于消除阻碍创新的体制障碍（特别是通过经济和政策视角），比如发展清洁能源、建造更多的住房和公共工程，以及资助科学研究。
还有一些人认为，旧金山的治理不善表明，科技未能充分利用其影响力，与其环境发生了脱节（旧金山曾因犯罪高发、市容脏乱和政治内斗吸引了媒体关注）。随着科技工作者组织起来，支持与他们价值观一致的候选人，旧金山学校董事会和地区检察官的选举成了激烈的争夺战。Y组合子的总裁陈嘉兴成长于旧金山湾区的一个工人阶级移民家庭，他致力于改善旧金山的生活条件，组织罢免选举，并支持成立了“成长旧金山”（GrowSF），这是一个由科技工作者创建的政治行动委员会，致力于减少无家可归的现象，改善公共安全和服务。
虽然这些群体各有着不同的基本哲学和议程，但他们都拥抱确定而非不确定的方法。不同于渐进主义的、“软件吞噬世界”的颠覆方法，如今，这些科技界群体专注于带来切实的、有意义的变化。对于意识到自己不了解的领域，他们倾向于展现更谦逊的态度。他们更有可能咨询内容专家、政策制定者和研究人员，并与之建立关系，以了解自己以外的行业。他们不再害怕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弄脏自己的双手”——不再害怕深入了解气候科学或住房材料，不再害怕接近政客。
例如，在科技的不确定时代，谷歌的母公司字母表推出了“人行道实验室”，这是一家“城市创新”公司，它在加拿大多伦多宣传过一个项目，项目包括了诸如传感器和触摸屏的时髦智能城市技术，旨在帮助居民将能源使用和交通模式可视化。但这个项目从未实现。而在当今这个明确时代，富有的科技赞助者希望支持旧金山的成长旧金山项目，因为后者“将成果置于意识形态之上”，它对旧金山的计划更像是一个明智的议程而不是一本科幻小说：建造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修建地铁隧道和自行车道，并选出能够完成这一切的政客。
詹妮弗· 帕尔卡（Jennifer Pahlka）的工作是这种转变（或者说对这种转变的需求）的另一个例证。帕尔卡曾担任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美国副首席技术官，创立了非营利组织“美国代码”，并成立了美国数字服务小组，是21世纪10年代科技界与政府关系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美国代码”搭建起了软件工程师、设计师和城市政府的联系，共同构建网络应用程序。美国数字服务小组是一个政府技术部门，为联邦机构提供咨询，以改进其数字服务，它成立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应对2013年美国医保网站首次推出时的灾难性技术问题。
但是数字技术本身从来不是解决方案。帕尔卡在她2023年出版的著作《重新编码美国：政府在数字时代的失败之因和我们的改善之道》（Recoding America: Why GovernmentIs Fail In the Digital Age and How We Can Do Better）中指出，政府官员长期以来低估了实施数字新项目的挑战，简单地将它们外包给软件承包商，并期望他们盲目服从命令，而不亲自参与设计过程本身。“尽管政府必须适应日益数字化的世界，”帕尔卡写道，“但适应的核心不是移动应用、云计算，甚至不是人工智能。”相反，“我们必须审视和挑战那些驱动更大政府系统的底层结构、假设和价值观，各类项目实施时的官僚主义正是在这个政府系统中运作的”。
曾几何时，不确定的乐观主义者相信“颠覆”和“快速行动，打破常规”。现在，确定的乐观主义者则相信“进步”和“加速”。从抽象的角度来看，这两组概念似乎没有什么区别。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战略和战术，而有效的加速论者宣扬的正是一种更加脚踏实地的未来建设理念。
“让我们创造一种让建设者成为英雄的意识形态”
确定的乐观主义者追求具体的目标，但至少在它当前的形式下，有效加速主义并不是一场具有议程的规范性运动。相反，有效加速主义最好被理解为一面文化之镜，或是杰佐斯所说的“元哲学”。它反映了许多建设者亚文化中的情绪转变，这些人都认为，科技界能为世界提供的不仅仅是充斥着免费小吃和乒乓球桌、资金过剩的软件初创企业。
杰佐斯自称是一名拥有研究生学位的理论物理学家，曾加入一家大型科技公司，从事机器学习工作。三年后，他因厌恶这种生活方式而辞职。“大型科技公司的很多问题和缺陷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选拔的是只追求地位的人，而非建设者。”他在推特上写道。杰佐斯卖掉了他的车，为了省钱搬回父母家，最终贷款创立了一家公司，购买了价值10万美元的图形处理器，并在家中建起了一大批工作站。
正是在杰佐斯在大型科技公司工作期间，他创建了一个未实名推特账户，并找到了可以交谈的人。在新冠疫情暴发初期，被困在各自家中时，他和其他几位用户开始在“推特空间”上进行深夜讨论，探讨世界将走向何方（“推特空间”是一款仅限语音通话的应用程序）。和杰佐斯一样，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在大型科技公司工作，也对自家公司的懦弱野心感到沮丧。和杰佐斯一样，他们通过发推特来发泄，同时使用化名以避免自己的工作遭到负面影响。（2023年12月，福布斯网披露了杰佐斯的真实身份，这违背了他的意愿。）从这一次次的讨论中，有效加速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想诞生了：“建设者可以借此表达他们对自己的社会角色的感受、他们对文明的贡献，以及他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感到快乐。”杰佐斯在接受“禅意时刻”播客采访时解释道。这是针对科技抵制潮留下的绵延羞耻感和尴尬感的一剂解药，也是一种夺回科技精神的方式。
2023年3月，贝夫在一次推特空间讨论中回忆道：“一些大型科技公司的工程师非常有才华，却被自上而下的官僚主义压垮，有效加速主义就是在这个时刻构思诞生的。”在之后的另一次空间讨论中，他补充道：“在许多大型科技公司中，有一种普遍存在的思维病毒，它导致许多研发强大技术的工程师产生了自我厌恶。这一点都不健康……他们有点抑郁，因为整个系统都对他们说，他们是坏人……我当时就想，让我们创造一种让工程师和建设者成为英雄的意识形态。”
有效加速主义是一块试金石，可以检验某人是不是公司的“工资奴隶”，只顾在大型科技公司或受到过多资助的初创企业中无脑领工资，还是说，这个人相信，在最好的情况下，科技界不仅仅是另一个像金融或时尚那样的行业，而是一座安全的避风港，让来自各种背景的人可以构建他们设想的未来，而不必被愤世嫉俗的否定者攻讦。
走过了科技抵制潮带来的下坡路之后，科技界现在正专注于用比以前更成熟复杂的一系列工具来解决现实世界中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创始人开始创办“深科技”型公司，解决核能、航空航天和生物技术等领域的复杂技术和科学挑战。这在上一个时代是不可想象的，那时候，只要提到任何非软件的内容，投资者就会调转方向跑路。更重要的是，如今的新一代创始人来自不同于以往的人才库，他们带来了来自“硬”科学和工程背景的深厚专业知识。
此外，这项活动现在也不再局限于初创企业。如今，科技界理解了，在涉及一系列问题时，政策在帮助或阻碍他们更快建设时所能发挥的作用。进步研究所是美国华盛顿特区一家以技术为导向的政策智库，它正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合作设计和测试新的方法，以资助研究与创新。从事人工智能及其相关工作的各位创始人会前往华盛顿与政策制定者会面，比如，阿姆贾德· 马萨德（Amjad Masad）试图通过他的软件创建平台“释它”（Replit）展示“人工智能积极务实的一面”，克莱姆 · 德兰格（Clem Delangue）则与人工智能开发工具公司“抱抱脸”（Hugging Face）一同倡导“透明、开放，以及价值和权力的分配”。
我们也看到科技的精神吸引了来自其他领域的同道中人，即使他们没有创业背景。《纽约时报》的埃兹拉· 克莱恩（Ezra Klein）和《大西洋月刊》的德雷克 · 汤普森（Derek Thompson）是“富足运动”中两位最著名、声量最大的倡导者。达特茅斯学院的经济学教授海蒂 · 威廉姆斯（Heidi Williams）主持着进步研究所的科学政策工作。“先锋项目”（Frontier）是支付条发起的一项10亿美元的倡议项目，旨在启动碳移除市场，而它依赖于一个由来自行业、研究界和学术界的顾问和技术评审员组成的小组。
最新一代的技术专家明白，他们不会从打造一个琐碎的产品功能并以几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一家大型科技公司中获得长期的满足感。他们想重新点燃科技的火炬，回到充斥着过剩和轻浮的初创企业狂热潮之前的时代，也就是尼古拉· 特斯拉（Nikola Tesla）和艾伦 · 图灵（Alan Turing）的好莱坞传记电影中仍然可以接受、值得纪念的那部分。他们现在意识到，要做到这一点，他们需要扩展自己的技能和知识，而不是相信软件足以独自拯救（或吞噬）世界。
并非他们的所有努力都与有效加速主义本身有关，但驱动这些努力的心理也同样驱动了贝夫· 杰佐斯及其同侪在疫情期间反思科技的目的。科技界正有一股不断高涨的兴奋情绪，感觉像是对科技抵制后时代的低落和悲观的一剂调味。有效加速主义或许并未提供确定乐观主义者所需的路线图，但它标志着科技文化早就应该发生的一场转变。
资料来源The New Atlan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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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娜迪亚·阿斯帕鲁霍娃（Nadia Asparouhova）是一位知名作者，著有《在公共空间工作：开源软件的制造和维护》和《道路与桥梁：我们数字基础设施背后的无形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