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捷亮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病原生物学系副主任
2020年1月，疫情突发，彼时对这类冠状病毒毒株的感染率、致死率都不甚清楚，此起彼伏的疫情信息更增加了社会不安。当时一位在病原生物学研究领域工作的副教授凭着能得到的公开数据，结合以往几次疫情防控数据，奋笔疾书，给出了他对这次新冠病毒感染性、致病性的分析及对本次疫情的预测。其主要的观点是，这个毒株如果第一时间管控得当，即传播指数R0<1，那么疫情就能得到控制，但需了解更多生物学特性及要做好防范其变异的准备。《微生物与感染》（Microbes & Infection）杂志在收到此文后的24小时内就同意接收，这或许也是破了这本领域内老牌杂志从收稿到同意录用的时间纪录。该文刊出后的引用率已逾千，并被世界卫生组织等引用。2020年初，这位副教授受复旦大学团委之邀，为封控在家、不知未来疫情走向而焦虑中的广大学生做一次线上科普讲座，给大家讲疫情是怎么回事，疫情的走向如何。从策划讲座到网上开讲，只有一天备课时间，他从新冠病毒的特性及防控形势讲到如何科学有效防控。这堂《抗击新冠病毒——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网课播出后被很多学生、网友评价为“入脑入心的疫情防控网课”，后有人转发到B站等平台收获了百万浏览。这位当年的副教授就是本次启明星专栏的受访者——2020级星友、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病原生物学系副主任陈捷亮教授。笔者近期其实跟捷亮星友有过至少两次接触，最近的一次是在闵行一所中学，在由2003级星友、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病原生物学系主任谢幼华教授和2020级星友高西辉博士给中学生做主题为“感染与生物安全”的科普讲座上，捷亮那天是主持人。也是在那个场合笔者对捷亮星友主持时的精到串词、得体表达留下难忘印象。笔者心想这个年轻人一定有故事，为了听他的故事约定了此次采访。
和上海、上海医科大学早有缘分
1985年出生在杭州的陈捷亮说他其实跟上海早就有缘。捷亮爷爷奶奶家住在上海，一直到中学，每逢寒暑假捷亮都会到爷爷奶奶家生活一段时间。捷亮爸爸是汽轮机工程师，妈妈是专业外语翻译。捷亮的外公外婆都是高年资医生，当年从浙江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在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从医，外公在影像科，外婆在五官科。1960年代初，外公曾到上海医科大学（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一级教授、放射学家荣独山先生那里进修过。荣先生究病问诊之细微，待人之宽厚的为医之道，让当时走上放射学岗位不久的外公真切感受到了名满天下的上医大治学之严谨、学风之醇厚。外公在自己的为医生涯中也一直努力以荣先生为楷模。这段从名师学医的经历外公多次和小辈说起，成为他们家文化传承的一部分。疫情期间，陈捷亮在给学生做讲座时专门有一段是关于上医大、荣独山和他们这个医学世家的渊源的故事，也是希望提醒同学们，家庭对一个人成长的意义。
说起医学世家，特别是外公外婆对自己的影响，捷亮印象最深的是在读小学时外公在家为患者看片问诊的一幕幕：“外公家有一个专供读片的灯箱，灯箱一开，片子往上一插，就是一间问诊室了。有时外公刚坐下吃饭就有人敲门来求看片。一次一位病人来求外公看片时愁眉不展，外公看片后对他说没有大碍，外公口里的几句话一下子就让那位病人心情大好，再三感激。”捷亮外公在医院工作到70岁，他在诊室里每周会把手里一些疑难杂症片子给年轻人看，并讲讲自己的感受，从他经历过的看片背后的一些故事延伸到他是怎么看片的。退休后的一段时间外公每周都会去医院帮年轻医生看片读片，分析疑难杂症，这种工作状态一直持续到近90岁。
1960年代，外公（右一）与我国放射学泰斗荣独山教授（左二）在学术会议后的合影
1990年代，外公外婆在西湖边义诊
捷亮的外婆是五官科医生，各类眼耳鼻喉疑难杂症她都看。在捷亮的描述中，外婆能用很精致的手术解决堵在喉咙口的异物，而且效果很好。退休后还经常有人来请她义诊，在西湖边免费为求诊人群服务，现场解决耳朵听力障碍等问题。捷亮记得家里的锅里经常有消毒后的压舌板。而外婆戴着额镜为病人检查鼻孔时的场景也一直在捷亮的记忆中。外公外婆一辈子为病人解除病痛这件事的恒心和毅力一直激励着捷亮，也是他日后走好自己医研之路的精神之源。
1990年代，外公外婆在西湖边义诊
医学世家传承，也是家风、社会责任的传承
在填报志愿时，捷亮外公提出如果学医的话，特别推荐到上医大，他认为那里是学医人的圣殿。当时上医大已并入复旦大学，是以复旦的名义招生，浙江省只有几个上医大的名额，捷亮以较高的成绩（浙江省理科前330名）如愿进入了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基础医学专业。十年寒窗（5年本科+5年硕博），最终在基础医学专业坚持下来的不多，捷亮当时这个专业30多人，最后仍留在专业里读完博士的只有1/5。2008年本科毕业和2013年博士毕业，捷亮两度获得作为学生最高荣誉的上海市优秀毕业生殊荣。回顾十年求学路，捷亮说他其实也没觉得很累很难，一直就想着既然选了这行就要完成博士学习。尤其外公还来参加他的本科毕业典礼，鼓励他要踏踏实实做下去。“外公是94岁去世的。我想自己能坚持下来也是一种医学世家家风的传承。”
说起自己“坚定”从医之路的缘由，除了外公外婆（以及家里多位从医的长辈）这层医学世家的因素外，还与2003年初突发的非典型性肺炎（SARS）疫情有关。虽然SARS让社会生活受到一定影响，包括当年高考的时间不得不有所调整，但它带来的好处是给全民上了一堂疫情防控课，也因此那一年高考传染病、疾控防疫等专业成为热门专业，陈捷亮于是选了病毒传染病专业。其实捷亮选择学医还有一层因素——捷亮爸爸因为肝癌早逝。当时还在读小学的捷亮和妈妈一起陪爸爸到上海求治的场景还历历在目。“爸爸从感觉不适、确诊到去世只有短短半年，那年他刚评上高工。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就算没有SARS，我也肯定会选择医学，但不一定会选病毒传染病专业。”
稳定的心性得益于家庭和优秀科学文化作品的熏陶
捷亮说自己性格中有一种比较稳定的心性，如上海话说的“笃悠悠”的那种性格。“我的学习成绩一直蛮稳定的，我不是一听到发令枪就想着要抢跑的那种，和闻玉梅老师近期的那本传记《步行者》相似，不是那种跑得特快的，但一直在一步一步向前走。”回想起来，捷亮到高中毕业从未请过家教，但学习成绩大致保持在年级前十，捷亮把此归结为心理素质和家庭的影响。捷亮的外公、妈妈做事都很稳，特别是外公这方面对他的影响更大。捷亮考进上医大基础医学专业后外公叮嘱他的话让他没齿难忘：“一定要切记上医大严谨求实的传统，作为医学生路要一步步走，不要想着走捷径。”
说到自己的成长，捷亮专门提到浙江少儿出版社出版的那套《中国少年儿童百科全书》对他影响至深：“我当时看这套书还在念小学，有长辈作为六一节礼物送给我一套浓缩版的百科全书，共有四本——文化、科技、自然、历史——科技这一册还包括了对未来的展望。这四册书我从头至尾看过不止一遍，从小学看到初中，每次看的侧重点不一样，有时侧重看知识，有时侧重事情的来龙去脉，如细胞器的来源，细胞是怎样发现的。我对科学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这套书的影响。这套浓缩版的百科全书当时定价100元，应该还是比较贵的，但读过的人口口相传，因而一版再版。我也很想在退休后能编这样一套书。”
2008年本科毕业，与外公外婆（左一和左二）合影
成长离不开导师的悉心培养
博士阶段的学习和课题研究是在位于金山的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这个中心是2004年SARS后建造，是专门收治重大传染病患者的治疗、科研单位。也是在那里，陈捷亮经历了2009年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他具体参与了导致H1N1流行的病毒的序列测序分析，第一时间做了进化树分析，他们的研究得出了“中国流行的H1N1跟北美当时流行的H1N1是同源”的结论。这次实战是公卫临床中心建立后的第一场硬仗，全程参与任务的这批研究者十年后面对新冠病毒时已不是那么慌张。“那时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造成全球各地都比较紧张，不知道从哪里着手开展研究。我也是在导师袁正宏及师姐胡芸文的指点下先看大量文献，好在自己跨专业的学习能力还行，在此基础上进行逻辑上的归纳分析，得出了‘这个跨种传播的流感病毒毒株传染性较强，而致命性不强’的判断。”捷亮在2009年应对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的硬仗中受到了很好的锻炼。
回首博士阶段深入研究乙肝病毒生物学以及参与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病因及应对策略研究这场实战的过程和收获，陈捷亮由衷感激导师袁正宏教授的悉心培养：“袁老师培养学生的理念是‘起好步，领入门’，他认为这是身为导师最主要的职责。在科研怎么开展、怎么凝练课题、碰到问题怎么解决这些学业成长的关键问题上，袁老师都给了我莫大帮助。在国际化方面，袁老师的眼界、资源对我们帮助也非常大，他很强调要在国际上发声，也提供给我们学生很多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2009年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后公卫中心还编著了《流行性感冒》一书，作为学生的陈捷亮受邀参加了“流感的研究进展”章节的撰写，解析了“这个人畜共患病为何能持续在人间传播、如何防治”等问题。
“我的导师袁正宏是闻玉梅院士的学生，从闻玉梅到袁正宏再到我可以说是一种师承；而闻老师的导师林飞卿教授是荣独山的夫人，而他们与我外公再到我也可以说是一种师承关系。”正所谓“学术是相通的，学术中人也是相通的”。
“闻老师让我静下心来，不急于发表文章”
2013年博士毕业后，因得到中德重大合作项目资助，陈捷亮到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做访问学者，就抗病毒天然免疫方向开展合作研究。几个月后他回到复旦上医做博士后研究，博后期间承担的几个课题均圆满完成并在领域内的国际顶刊发表。2016年在闻老师、袁老师推荐下捷亮留校任教。这里陈捷亮特别强调了上医大以及在国内病毒免疫学领域因人品、学术广受敬重的闻玉梅老师对他的帮助。在做博士论文时涉及怎样用好干扰素，捷亮曾求教过闻老师，闻老师建议他可以从干扰素天然的多样性切入，通过比较看看能否找到一些更高效的抗病毒且副反应较低的优化方法。循着这一思路，捷亮还真的发现了一些方法，在开展从表型到机制的研究后有了一些新的发现。闻老师闻之，在送来祝贺的同时提醒他：如果要发好的文章就要静下心来将研究做完整，要对自己的工作负责，不要急于发表文章。为此陈捷亮前后花了多年时间精心打磨。这个差不多算十年磨一剑（2011—2020年）的系列成果十分出众：授权的国家发明专利就有3项，系列文章（4篇）发在了国际肝病学权威杂志《肝病学》等上；获得了国内外学者及产业界的广泛认可和关注，国际同行评价认为这个工作发现了新的干扰素亚型抗病毒机理，扩展了对不同干扰素进化意义的认知；更获得了诺奖得主查尔斯· 赖斯（Charles Rice）的赞誉，他认为对干扰素持续深入研究非常有意义，是很新颖且有深度的工作。该工作对近年来非常热门的免疫调节治疗（与普通化疗不同）而言也是非常好的引领性文献。
2016年陈捷亮留校，在病原生物学系任教（青年副研究员）。此后三年用他的话说“主要心思都在课题上”。2018年12月他被聘为副教授。2020年他在事业和个人成长上出现了一个小高峰：入选启明星计划，获批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评上博士生导师。2020年还有更重要的事就是新冠疫情突发。而在这一历史时刻，陈捷亮的表现体现了一位医学世家后人和新一代病原生物学和病毒研究者的担当，其作为和表现让人心生赞许。
2019年，团队“乙肝慢性化的多重新机制及治疗策略研究”项目获得上海市自然科学一等奖，陈捷亮（后排右一）与闻玉梅院士（前排右一）、袁正宏教授（前排左一）、谢幼华教授（后排右二）合影
2020年，捷亮在上海科技馆参加科技与健康同行科普活动
2024年6月，上海中德会议与会专家合影
科普不是分外事，而是对科研的凝练
在和捷亮交流中，以及近期与他的几次接触都有科普的背景，而且在系主任谢幼华教授等带领下，他们系里主要负责设计、建设、运维的“病原生物科学馆”已列入全国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和科普教育基地。前段时间系里也明确让捷亮负责科普工作，于是和他就这个话题做了进一步展开。捷亮说他结合自己的专业在很投入很用心地做科普，而这也源于他对科普的理解：“科普是对自己专业的有益补充，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得到对一些专业问题的更多认知，通过查找补充资料，使知识的表述传播更精准。”在科普的对象上，捷亮说现在面向的主要是青少年，希望点亮他们心中的科学火种，通过讲解领域前沿的进展，激发他们对科学的向往。“接下来，我们的病原生物学科普可能会从（知识）结论的传递延伸到过程的剖解，包括从诺奖成果出发，做一些科学发现过程的表述，如瓶颈是如何形成及打破的、围绕自身免疫力如何来抵抗病毒、如何评估以及调动自身免疫力等。现在很多教材、图书往往只是告诉你结论，而过程很少有故事性的展开。这方面的工作实际上价值很大。”以上捷亮星友的科普见解我很认同，也非常高兴现在大学教授、科技专家，尤其是临床医学专家愿意投入科普蓝海的工作者越来越多，我也期待捷亮以上提到的愿意在今后投身创作《中国少年儿童百科全书》新版这一志向能成真。
捷亮与同事们的科普做得有声有色，屡受表彰，而且这些都是他们在自己的科研主业出彩、不断有显示度的前提下完成的。捷亮告知，在接受启明星采访的几天后有德国代表团来上海参加中德感染免疫研讨会，这个会由病原生物学系具体筹办，与会专家大都是他们的长期合作伙伴，也是新冠疫情后再续前缘。“传染病领域有很多课题需要合作。为筹办这次国际会议我和同事们花了不少时间。2023年我们有过中澳专业领域的研讨会。我们认为与国际同行的交流非常重要，期待今后这方面的国际交流和学术往来越来越活跃，越来越深入。”
江世亮采写于2024年6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