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人类的活动逐步从陆地走向海洋开发和利用。国际航运，又被称为海洋交通运输，是海洋经济的主动脉，承担了全球90%以上的货物运输。

建设海洋强国、航运强国是我国重要国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强国必定是海洋强国、航运强国。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建设海洋强国”；党的十九大报告、二十大报告以及“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国际航运与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息息相关，“国际航运+现代海洋”协同发展有助于加快建设现代化海洋城市。

上海基本建成国际航运中心

国际航运中心是指依托优质设施、发达物流和地缘优势，提供高效航运服务，配置航运资源的全球港口城市。国际航运中心是上海“五个中心”建设的重要内容，正从“基本建成”向“全面建成”迈进。预计到2025年，基本建成便捷高效、功能完备、开放融合、绿色智慧、保障有力的世界一流国际航运中心。

目前，上海已基本建成航运资源高度集聚、航运服务功能健全、航运市场环境优良、现代物流服务高效、具有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航运中心。2023年全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达到4915.8万标准箱（Twenty-foot Equivalent Unit, TEU），已连续14年位居全球第一大集装箱港口，其港口作业效率、服务水平、技术创新水平在全球领先，国际航运中心枢纽地位日益巩固。

作为国际航运中心，上海具有世界领先的经贸产业体量，并持续通过创新和发展来巩固和提升其地位。根据《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2023）》排名，上海连续四年位列第三，并且与新加坡和伦敦的差距进一步缩小；上海在加强国际航运中心的功能和影响力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另外，中国船舶集团总部落户上海，使得浦东新区集聚了1万多家航运企业，进一步强化了上海的航运产业链。同时，上海也在积极响应全球航运业的绿色发展趋势，通过减少碳排放和推广清洁能源使用等措施，推动自动化码头和智能物流系统等技术的应用，以适应未来航运业的发展需求。

上海加快建设现代海洋城市

现代海洋城市是以海洋资源为禀赋优势，在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具有鲜明海洋特色的滨海城市。建设现代海洋城市是中央交给上海的重大任务，是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重要支撑，也是上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2022年11月28日，上海市成立上海市建设现代海洋城市工作领导小组；2023年3月，领导小组会议指出，要坚持陆海统筹，发展海洋经济，加快建设现代海洋城市；2024年3月，领导小组会议进一步提出，建设国际领先的现代海洋城市、中国特色海洋强国引领区。

上海是我国最早确定要建设的两座全球海洋中心城市之一，也是唯一一个海洋生产总值近万亿的城市。据上海市海洋局统计数据，2023年上海海洋生产总值达9901.6亿元（如图1），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约10%，其中海洋产业增加值中海洋交通运输业占比高达45.8%。目前上海正加快建设现代海洋城市，助力提升城市能级与核心竞争力。

图1 2015—2023年全国与上海市海洋生产总值情况图(单位：亿元）

上海“国际航运+现代海洋”为何要协同发展？

“国际航运+现代海洋”协同发展是指国际航运中心与现代海洋城市在建设发展过程中相互作用，形成统一的联合与合作发展目标和规划，并具有高度的协调性和整合度以及严谨和高效的组织协调与运作机制。

从协同治理来看，上海航运与海洋协同治理有助于港航领域高质量发展。以新加坡为例，该城市的政府统筹规划包括产业整合、技术引进、创新激励等政策，以促进航运与海洋总体协同发展。同时，新加坡与深圳都设立了海事集群基金，提供专项资金支持。此外，新加坡充分利用地理优势，不仅发展成为国际航运的枢纽，还通过政策和技术创新，推进海洋产业的多元化发展。上海具有构建“制造+服务”航运产业新模式的潜力，可以通过助力“国际航运+现代海洋”协同治理新机制的建立，进而促进航运和海洋经济的高度协同发展。

从资源协同来看，可持续发展问题是上海“国际航运+现代海洋”重要关注点之一。深圳在航运业迅速发展的同时，引领绿色转型以促进海洋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通过航运与海洋资源协同开发，促进信息资源共享与可持续发展。上海可以从深圳的资源协同开发中获得经验，重点解决协同发展过程中的难点痛点，如港口集疏运与海洋城市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以及绿色智能技术如何合理利用等。

从技术协同来看，新加坡大力发展涉海装备制造业，推动跨领域技术的深度交融与整合。青岛重视新兴产业的发展，强化创新，激发海洋新兴产业发展动能。同时，新加坡和青岛都高度重视海洋科研创新，打造海洋科技创新中心，促进港口高质量发展。上海航运与海洋技术发展具有明显的优势，依托自身的制造业基础和科技创新能力，通过发展高端船舶装备制造和海洋工程技术服务，解决海工装备制造产业与海洋交通运输建设存在的协同矛盾问题。同时，上海通过利用科技创新和优化航运服务结构来促进航运和海洋经济的相互促进和发展，建立多层次、宽领域的海洋人才培养体系，提供坚实的人才基础，建立创新平台来保障协同发展的有效推进。

从产业协同来看，上海航运服务业与海洋产业协同发展有着广阔的空间。新加坡以航运为核心，打造了上下游高度发达的海洋产业集群。香港通过创新和政策支持，成功地紧密结合了航运业与海洋经济。伦敦则通过汇聚发达、专业的高端航运服务集群从构建引领全球的海洋法律体系、打造国际海事金融中心、注重海洋海事教育三个方面进一步强调了航运服务业与海洋经济紧密结合的重要性。上海也可以在长三角一体化的背景下，与周边城市共建海洋产业集群，通过产业链整合和资源共享，高效聚集全球海事资源以及海工装备资源，解决如海上风电养殖开发与国际航运通道安全保障等相关矛盾问题，进一步推动区域海洋经济的升级和发展。

协同发展面临的挑战

“国际航运+现代海洋”总体协同发展不足。上海在航运与海洋协同发展方面缺乏系统性的模式机制，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任务早在1996年就被提出，而现代海洋城市建设起步较晚，导致治理协同过程中存在信息差，未能统一制定针对性的上海“国际航运+现代海洋”协同发展的顶层设计和工作机制。此外，浦东新区作为国际航运中心的核心载体缺乏主管部门的针对性布局，导致航运与海洋协同发展实际政策在落地过程中存在一定阻碍。

海洋资源利用与航运规划有矛盾。海上资源是船舶航行及路桥用海等活动的重要依托空间。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平台（如海上风电场、牧场、渔场等）建设活动，海上风电场等运营中的能源存储、运输和装备维护等活动以及清洁能源作为危险品的安全问题都会对航运规划造成影响。为解决资源开发利用与船舶航行之间、大量清洁能源船舶建造与港口清洁能源供应不足之间的矛盾，上海市需要加强岸线资源的科学管理和规划，实现海域空间资源的高效利用。

港口集疏运与海洋城市可持续发展失衡。城市立体空间资源利用不合理，未能有效利用城市港口区域空中、地面和地下空间资源。为进一步开发国际航运领域，上海港不断吸引中转航线。国际中转比例的增加使港口水水中转比例不断提升，但上海港内贸货物的集疏运体系仍主要依托公路运输，占比达到70%；海铁联运仅占比1%，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成熟港口，如鹿特丹港（13%左右）和汉堡港（30%左右）。集疏运体系结构的失衡对运输成本、效率、可持续性等方面造成影响，因此上海港亟需调整集装箱集疏运体系结构，提升港口竞争力。

清洁能源技术有待突破。2022年，上海国际专利申请专利合作条约（PCT）公开量为5591件，远低于深圳的PCT公开量（19 808件）。2020年，上海涉海国际必威体育备用地址 论文发表数量为321篇，低于香港涉海论文发表量（390篇），不足纽约涉海论文发表量的1/3（1007篇）。对海洋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海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成效提升等迫在眉睫，特别是对于海上能源产生、储存、加注的创新技术以及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平台的智能运维技术，需要加强城市的科技研发投入、实现核心技术的突破。

绿色智能技术发展相对滞后。上海港建设绿色高效的集疏运体系，需不断加强绿色技术创新应用，但上海在开展绿色智慧航运技术标准制定及推广应用方面相对滞后，亟需加强科技创新以支持绿色智慧航运技术服务发展。绿色智能船舶、产品和系统研发设计以及数字化推广应用方面技术服务能力有待加强；内河船舶智能绿色技术研发不够成熟；数字航道、智慧港口等配套基础设施有待完善。

航运与海洋服务业存在差距。上海绿色船舶建造、燃料加注服务与涉海综合运输、金融服务等上下游产业关联性不足。浦东新区集聚了大量央企总部、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等航运企业，然而对于附加值较高或资源配置功能较强的高端航运服务业，上海总体上落后于老牌国际航运中心香港、新加坡和伦敦，特别是在航运咨询、保险、金融相关服务企业和国际海事组织拥有量上与老牌国际航运中心存在明显差距，如：伦敦拥有涉海法律服务企业110余家，为上海的5倍有余。同时，在航运基金设立的计划安排上，上海落后于已设立相关海洋专项基金的深圳。上海在绿色燃料加注服务及其供应链上下游建设方面存在不足，目前仅能实现液化天然气（LNG）“船到船”加注作业，但对于其他绿色燃料的加注服务还有所欠缺。

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

持续优化“航运+海洋”政策环境，建立健全协同发展的工作机制，加强各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切实发挥政府牵引保障作用，针对浦东新区开展“先锋”战略计划，广泛吸纳国内外海洋高新技术企业和航运人才。

加强海洋风电和海洋牧场等产业的开发，推动海上牧场与海上观光旅游、休闲娱乐的结合，促进海上风电与其他海洋产业的融合发展；建设海上一体化综合利用平台，实现离岸式清洁能源制储，为船只提供加注服务，并利用平台海下空间发展鱼类养殖，推动海洋资源从平面到立体的转变。

加强浦东新区港口基础设施一体化管理，推动岸线资源多功能利用，建立基于大数据和区块链的协同利用机制；完善公路、铁路布局，促进公、铁、水、空运输模式的立体化发展，协同规划港口区域空间利用。

加强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支持甲醇加注船和双燃料主机等关键技术的自主研发，以及大型邮轮的自主设计；推进甲醇和氨燃料等绿色燃料的生产、运输、存储技术的研发，提前布局加注网点，并与全球航运龙头企业合作建设相关接驳和加注设施。

推进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推动清洁能源新技术的开发，通过港口岸电布局和船舶受电设施改造，实现码头泊位岸电设施全覆盖，开展纯电动和智能船舶试点，以洋山港为中心，构建低碳智能航运网络。

聚焦引进高端航运与海洋服务市场主体，引进国际航运咨询、保险、经济、法律和金融等领域的高端服务企业，设立航运基金和海洋专业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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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付姗姗为上海海事大学交通运输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韩冰为上海船舶运输科学研究所有限公司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远洋海运集团院士工作站入站专家；王芳为上海海洋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受上海浦东院士活动中心“上海‘国际航运+现代海洋’协同发展的科技创新战略研究”项目资助。